阎连科的新作《风雅颂》在出版的过程中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毁誉不一，作者曾坦言小说是他的精神自传，故事是虚构的，精神内核是真实的。但是，作者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并不影响读者对小说的解读，精神真实有时也必须建立在生活细节真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幻觉也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小说对于高校生活的描述，细节失实处颇多，也许作者试图通过夸张变形达到荒诞反讽的艺术效果，然而与现实相差甚远的细节很容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影响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很难虚构，虚构的细节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作者对高校的现行体制、学术研究现状和大学教师的生活缺乏全面细致的了解，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有时还停留在臆想的层面，对《诗经》的解读和阐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关于高校职称评定的叙述就有杜撰揣测之嫌，高校的职称评定有一系列的量化指标，不是由某位校长说了算的，况且教授也分三六九等，并不是教授个个都能做博导。当然，对于“有没有找过小姐”的质疑，可以用艺术想象力来解释，而对于古典文化和诗学研究恐怕就不是艺术想象力能解决的问题了。其实，回避也不失为一种策略(生存策略或叙事策略)，着眼于人物的生活琐事同样能表现他的行为方式、内心世界、治学风格和思想意识。小说某些细节上的失真对于杨科思想、行为和性格发展的逻辑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似乎杨科的心智和行为本身就有问题，他的被迫害不是现实的、有预谋的，而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小说的荒诞性就这样被细节的失真消磨、解构了，一个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执着坚守的故事演化为一个小人物龌龊内心的剖白，可读性增强了，反讽的艺术效果却削弱了，让人感到遗憾和失落。

    关于细节的真实，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解释，第一是现实层面的真实，即生活细节的真实；第二是精神层面的真实，即小说中的细节在情感上、心灵上、精神上是真实的、合理的，或者说对人物心理的描摹符合心理发展的逻辑性，阎连科所追求的精神真实应该属于这一层面；第三是文化层面的真实，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物的行为和心灵历程是真实的；第四是象征层面上的真实，比如《西游记》中的魔幻世界，《聊斋志异》中的女鬼狐妖，《变形记》中的甲虫等，这些在现实中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事表现出的恰是另一种真实，更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在艺术创作中，常常有人打着“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的幌子为自己的肆意虚构和缺乏生活进行辩解。有部小说写到一位二十多岁穿名牌、住公寓、开私家车的女记者，天生丽质，才华横溢，桀骜不驯，超凡脱俗，忠于爱情，坚守道德，不花男人的钱，不花来路不正的钱，不向父母伸手，总之很完美，完美到经不起琢磨，完美到迫使读者不得不误读。试想大学毕业当记者，别说是地区级的小报，就是国家级的媒体，正常的工资收入不吃不喝也很难办到。完美并不意味着虚假，这种细节的失真把作者精心打造的完美女性形象彻底颠覆了，还让人对小说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有人拿阎连科的《风雅颂》跟贾平凹的《废都》比较，认为两部小说都在揭露知识分子的丑陋懦弱伪善，用隐喻和荒诞来表现现实世界。在小说题旨与遭际上，两部小说确有共同之处。《废都》发表以来，经受了从思想文化、艺术形式到审美心理等方面的全面批评，却很少有论者谈及小说细节(包括颇受争议的性描写)的真实性问题。近年来，不断有人重提《废都》，建议对小说重新评价，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小说生活细节的真实，及其对上世纪末文化的客观描述，揭示了“本来如此的生活”的真面目，这也是小说的瓶颈所在，即它始终没有超越现实生存的层面。

    造成细节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后果却是相同的，都会影响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作者的信誉度。池莉的小说在写到知识分子生活时也常常出现一些假想的、虚构的细节，以前就曾经有人指出过，比如她写到庄建非的父母为儿子出国的事初次登亲家门，庄母如何当机立断，向单位要车备礼，俨然一副趾高气扬负荆请罪的派头(《不谈爱情》)。殊不知上世纪80年代末，普通高校公用轿车很少，一般教授公事都很难用上单位的车，更何况私事了，庄母的性格发展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也显得突兀，很难以常理来解释。所以有人说池莉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倒也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其症结在于细节的失真，在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缺乏必要的观察与体验。有些作家就刻意回避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坚守“细节就是生命”的创作原则，这种创作态度在当今文坛是值得提倡的。

    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细节失真现象越发严重，读者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一笑置之，很少有人较真，这是文学走向边缘化、娱乐化和通俗化的表现之一。只要好看刺激搞笑痛快，能娱乐消遣大众，为作家和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就行。读者的宽容是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而不是读者艺术想象力的迷失和对美的放逐，更不意味着读者在主观上认同了这种现象。对文学经典和伟大作家，人们始终充满敬畏、向往和期待。我国的四大名著在生活细节、人物心理、情节设置上都是经得起仔细推敲的；鲁迅、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赵树理等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们，他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忠实于细节真实的创作原则，冰心和巴金的小说都把情感真实放在很崇高的位置，而以主观自我为艺术生命的张爱玲，对小市民世俗生活的叙写也常让人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曾有“金迷”对金庸武侠经典的细节提出过许多的质疑，诸如人物年龄和情节上的矛盾，专业知识缺乏造成的笑料等，这种质疑实际上是读者对金庸小说艺术性的极大肯定，因为读者在拿艺术和经典的标准来衡量金庸武侠小说。相反，很少有人对网络小说这样吹毛求疵，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拿你当回事。

    所以，作家在创作时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成就，细节失真的文学作品是永远不会成为经典的。这也在提醒我们的作家: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是发展的，它可以更深更广更富有表现力，但绝不会失去生命力。对真实性原则的颠覆不是艺术创新，而是对艺术的背离和蔑视。

                                                 原载文学报200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