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迹•突围•和谐——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动力机制    

    贾平凹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其文学创作的风格和视角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一方面是源自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与作家旺盛的艺术创造力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成就了他的“商州文学”,那么,深知读者审美期待的作家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将关注的视角转向对西京城市生活的描绘上呢?促成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问题。

    一、《废都》、《白夜》:情绪的宣泄与释放

    自《废都》始,作家从创作观念、题材、艺术手法、审美意趣到文化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家创作的直接功利性明显减弱了,成名的欲望不再占主导地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从社会现象本身深入到精神探索和文化批判的领域。

    商州文学奠定了贾平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商州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然而浮躁的时代情绪同样笼罩在州河之上,商州也不是世外桃源。何处才是精神的家园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家回归商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市,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如今,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使他在文坛、政坛都占有了一席之地,在经济上也跻身于城市中产阶级。繁华、喧闹的城市安妥了他的生物体,而精神却始终在城市的上空游荡,难以安宁。尤其是创作《废都》前的那段日子,贾平凹经历了一些人生变故,诸如患乙肝久治不愈,母亲染病动手术,父亲亡故,妹夫死去,官司缠身,为他人的缘故卷入单位的是非之中受尽屈辱,还有一些作家不愿言明的对他来说更可怕的困境。总之,流言蜚语铺天盖地……他说:“几十年奋斗也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1](P520)从这段自叙中,我们不难看到作家痛苦的精神已濒临崩溃。正是此时,他用“自我作践”的手法开始创作这部安托灵魂的书——《废都》。

    《废都》是一部融入了作家过多沧桑感受和真切心灵体验的书,有强烈的自叙传特色。他说:“《废都》是生命之轮运转时出现的破缺和破缺在运转中生命得以修复的过程。生命越来越是一把沉重的铁锤,我不知道它打碎了玻璃后能否就锻造了利剑?我说过,《废都》是安托我灵魂的一本书,也说过《废都》是我‘止心慌之作’。搞写作的人说顺了生命体验之类的话,对我而言,《废都》不仅是生命体验,几近于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过去的我似乎已经死亡了,或者说,生命之链在40岁时的那一节是断脱了。”[2] 然而,到处是文化颓败和人文精神崩塌的西京,庄之蝶破碎沉沦的灵魂无所归依,作家的灵魂又如何安托呢?在这片废墟之上,作者并没有找到,也无从建构他的精神家园,那么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作品的意义何在?显然,动笔之前,作者没有为庄之蝶找到人生的出路,他和庄之蝶一起痛苦、困惑、寻觅;小说结束,他们仍然没有出路,仍然在寻觅。通过作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西京不是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作者在创作中使自己备受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使自己的痛苦得到宣泄,而这种痛苦和压抑的感觉决非他个人独有的情绪,这是当今许多文化人共同具有的,只不过其他人未必有勇气承认而已。创作使作家获得宣泄后的快感,创作慰藉了他破碎的灵魂,使之不至于在沉默中灭亡,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止心慌”,吐之而后快。小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价值归宿,作者否定了废都,试图寻找而没有找到灵魂的归宿。小说因此受到了缺乏社会文化批判意识的批判,这是作家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试问,在世纪末颓废情绪的笼罩之下,在一片废墟之中,又有哪一位批评者能为社会、为人类提供切实可行的人文关怀呢?贾平凹勇敢地站出来承认并表现这种文化缺失和人格崩溃的状态。承认自己的精神危机,承认自己找不到出路,同时又执著地寻找精神归宿,这是精神探索者才拥有的人间情怀。的确,唤醒废都中沉迷的人们是艰难的,需要足够的真诚和勇气。鲁迅先生呐喊过,当时也是应者寥寥,颇为寂寞、彷徨。贾平凹也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曾坦言:“史诗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欲望(其实哪有所谓的史诗呢?)。我只想写出一段心迹。”[2]正是这段心迹激动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提起笔来写下这段心迹,聊以自慰。

    《废都》的遭禁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作家的精神更加压抑。在平庸浮泛的都市生活之海中沉浮,忍受不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的痛苦,内心的紧张焦虑、苦闷烦恼,心灵的无所依托深深地压迫着他,现实的生存状态与内心对真善美的渴望不断冲突、斗争,都是他无从摆脱、难以化解的。这种无法排解的苦闷和矛盾最终化为创作的动力投注到《白夜》的创作之中。

    来自生活和精神的压力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转化为一种创造的动力,对于作家来说,压力和痛苦可能转化为艺术创造力。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不断得到印证,司马迁就是一个实例。艺术创造力是一个作家成败的关键,尼采和苏珊·朗格都把它等同于生命力,并认为其根源是性的冲动和能力。荣格则称之为心灵能,认为它“起源于人所经历的生活经验。犹如食物被生理性的身体消化,转换成为物理性的或者生命的能量,人的生活经验也同样被心灵‘消化’,转换生成心灵的能量”。[3](P57)它外化为“奋斗、憧憬和向往”。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创造就是这种心灵能在艺术家身上的显现。心灵能是艺术活动、宗教活动的内在驱力,在艺术活动中表现为想象。想象,总是被人们看作一种能力、一种力量、一种精神活动的能量。比喻、象征,这些“人类精神的特殊形式”,在布洛赫看来,都源发于人类的想象能力和乌托邦冲动,艺术想象的实质就是“欲望在现实世界的空缺”。“欲望”与生物的机体、情绪密切相关。当欲望在现实世界的缺失无法弥补、替换时,生物机体就会发生病变,情绪就会紧张、压抑,渴望得到宣泄,这种欲望往往通过梦和想象(白日梦)来实现。贾平凹在商州和城市都无法满足的“欲望”,即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化作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投注到文学想象之中,用隐喻、象征表达出他内心的欲望。《废都》中庄之蝶欲逃出废都西京却中风倒在车站,这一情节象征着文化人在社会转型期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挣扎和痛苦。《白夜》中夜郎得到再生人的钥匙,视之若珍宝命根,却始终找不到能开启的那把锁,隐喻着夜郎试图超越自我寻求再生而不能的艰难处境。对“精卫填海”的隐喻着人的生存处境的悖谬。精卫是一个“异种”,非人非鸟,她要靠大海养活,大海又溺死了她的女儿身,使她异化。大海既养育了她,又夺去了她的肉身,因此,她恨大海,决心填平它。然而大海至今还是那样浩瀚无边。浮泛的都市生活淹没人性,使人异化,给人带来精神上的苦闷、失落与痛苦,使人厌憎仇恨又无处可逃。这种悖谬在《土门》和《高老庄》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二、《土门》和《高老庄》:无望的精神突围

    在现实世界和文学想象中,作家苦苦寻觅人类的精神家园,这种探寻的过程使他的情绪得以宣泄,然而情绪宣泄之后没有出路,又会陷入新的、更深的痛苦之中。所以,突出“围城”,找到归宿,才是作家的最高理想。

    《土门》中成义企图在仁厚村建成一个“都市桃源”,规划出的却是一个带有浓重封建文化色彩的氏族村落,结果仁厚村被城市吞没,村人们连生存的家园都失去了,精神的归宿就更谈不上了。那么,乡村的出路在哪里?村人们的精神又向何处归依呢?乡土出身的子路不堪忍受精神的苦闷、焦虑,突出重围,从城市逃回高老庄,虽然得到了片刻回归的欢愉,但很快高老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人种退化(从形貌到文化人格)又使他恐惧疑虑,他再次从乡村突围,逃回城市。

    早在“商州文学”阶段,作家就试图用古朴的传统乡村文明为城市注入新鲜的血液,十几年来的苦苦追寻,却使仁厚村人失去了生存的家园,使高老庄人种退化,人类的家园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城市生存方式弊病丛生,农村本土文化保守封闭,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蜕变、解体。这是历史的必然,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地球村”的有识之士在惨痛的教训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为未来的人类提供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在《土门》中,作家也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新型桃源———神禾塬,它拥有完整的城市功能,又有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却没有西京的弊害、农村的落后。小说结尾,“我”(梅梅)问去山区还是留在城里,云林爷说:“你从哪儿来就往哪里去吧。”恍惚中,“我”进入一条隧道,一头是母亲的子宫,一头是神禾塬。神禾塬是一个理想的生态乌托邦,已被生态学家反复论证,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模式,也是作者目前能为我们提供的最好的家园。

    在《高老庄》中,西夏是作为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代表。她形体健美,开朗大方,真诚热情,观念开放,勇于探索,富有正义感;菊娃是乡土文化的产物,却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她处世沉稳,有主见有原则,她身上既有传统的美德(真诚善良,温厚宽容,善解人意),又不抵触外来的商业资本文化。她用沉稳自守的态度维持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动态平衡。这两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作家的理想文化人格。作者在情绪宣泄和文化批判之后,着手于建立新秩序,为人类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指出新的、更加完善的发展方向。作家曾说:“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不是具体的作者,但作品中的人物无不贯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尤其是主要人物。”[4]从庄之蝶、夜郎、子路到西夏、菊娃,他们精神探索的艰难曲折不正是作者对社会、文化、人生痛苦的思索吗?虽然有人指责他最终没有为人类找到精神的归宿,然而,对精神的执著追求却使作家永葆文学创作的青春。他说:“生活如同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连日日长起,盼望着浮出水面绽出一朵花来。”[1]西夏、菊娃的精神世界不就是那日日升起的莲吗?她们的精神鼓舞着作家与颓废的庄之蝶们不断追求、探索,给予他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激励他们在平庸浮泛的都市生活中不断寻找人生的意义。那么,什么是精神呢?庄子认为“精神生于道”,它“化育万物”,是一切生命的本原和真义,是一种玄奥微妙的宇宙基质,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与形骸相对。道家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循天之理”,即顺应自然。作家曾多次谈到道家文化对他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怀念狼》集中体现了他对人类最高精神境界———天人合一的追求。

    三、《怀念狼》:追寻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怀念狼》是作者新千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节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意象世界。猎人傅山与记者“我”在商州为仅存的15只狼拍照存档途中的所见所感,是小说的外在情节;作者把商州这一具体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意象、一个小宇宙,以之象征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是小说的内在线索。在这个特定的生物圈里,“我”(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猎人傅山、烂头,那15只狼,富贵(狗)、翠花(猫),黄羊以及山上的一草一木,还有那神仙一般的老道,共同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他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一同维护着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村人们曾受到狼的疯狂侵扰,于是他们疯狂地捕杀狼,致使狼在商州濒临灭绝,政府为了保护生态平衡而保护狼。狼受到保护后,反而生病了,集体向人进攻。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被迫猎杀了所有的狼,而人却变成了“人狼”,一种喜欢攻击陌生人的具有狼的特性的动物。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象征着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后,自然对人的报复和惩罚。自然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生物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序位。人-狼-黄羊-植物-大地,相互依存,共同维护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而高居食物链顶端的人为了本物种的利益,掠夺性地开发自然,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狼的灭绝破坏了食物链之间能量转换的规律,引起了人的恐慌、焦虑、衰弱、异化,人变成了“人狼”;黄羊失去天敌,丧失了生存竞争的能力,开始生病日益虚弱。自然生态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一旦遭到破坏,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混乱。《怀念狼》隐喻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打破后,人类所处的荒诞的情境。在谈到怀念“狼”的原因时,作者说:“正因为狼是以一种凶残的形象存在于人的印象中,也恰恰是狼最具有民间性,宜于我隐喻和象征的需要。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恐慌、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之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5]作者关注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小说的内涵丰富而多义,有对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渴望,有对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的追忆,又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向往。作品采用归谬的逻辑思维方式,假定人类中心是合理的,由此推出一个荒诞的“人变成人狼”的结论,进而否定了人类中心说。作家借荒诞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忧虑,表现自己对“顺应自然”的道家审美理想的追求,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渴望。

    贾平凹对现实的关注是始终如一的,《废都》、《白夜》突出表现了他对处于社会变革转型期的都市文人和都市闲人的精神关怀,《土门》、《高老庄》在继续寻找灵魂归宿之外,又加深了对乡村氏族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现实批判,《怀念狼》则具有更加深切的“人类意识”,直接关注生态问题,视野更加开阔。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所写的都是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感情的波澜,是他对人生的真切体验、对文化的自觉追求。

    可见,他的文化自觉意识、现实批判意识、生存忧患意识以及对现实变革的“干预”精神,也是他创作的潜在动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体精神的困惑压抑共同成就了他作家的存在。从作家的个人情感和精神追求入手去评价一个作家,把他作为“纯粹”的个体来对待,忽略其社会性,对于贾平凹来说是不公正的。他在小说中所进行的精神探索决不是作家个人的,而是世纪末都市文化背景下一种普遍的存在。他对乡村文明的忧虑,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生态环境的关切,即是他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他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贾平凹.废都[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2]贾平凹.我要说的话———关于《废都》[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3] [美]达尔文·霍尔,沃农·丁·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4]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J].小说评论,1996(1).

[5]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关于《怀念狼》[J].当代作家评论,2000(4).

                                原载唐都学刊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