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10月拜识了夏威夷州第一巡回法庭法官阿尔姆之后，我们便一直保持邮件往来。前不久，阿尔姆在邮件里兴奋地描述他的“希望”戒毒项目，在全美几个州的试行效果良好；近日，阿尔姆法官又发来邮件，他更加兴奋地描述，目前华盛顿州已有16000名缓刑犯和假释犯加入了他的“希望”项目，效果显著。他对我发出简短的邀请：去华盛顿州看看吧！

条件允许时，我当然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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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大凡见到阿尔姆法官的同行，都会被他发自内心的工作激情所感染。此前我们仅是通过电子邮件，但一见面，他便老朋友般，没有任何暇隙地介绍他已试行8年的“希望”戒毒项目。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该项目是如何被运作起来的，讲述该项目运行效果，讲述那些从监狱转到“希望”项目里的戒毒者，如何正向着“正常人”方向改良，讲述专家们在评估“希望”项目时的发现和惊讶，讲述美国司法部正在另外四个州进行的试点情况，讲述他的愿望是把“希望”项目推向美国各地州，甚至全世界。当然，他也希望，能与中国正在推行的“阳光工程”戒毒模式互相取长补短。他一脸的真诚。

阿尔姆法官五十岁左右的年纪，高高的个子，威严的面孔，平头，我注意到他戴着戒指，更注意到他的大拇指和食指上有很多干裂的口子，似乎长期缺少某种维生素似的。他声音宏亮地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十分钟后我们分别出现在法庭里。他是从法官通道进入法庭的，由于他身披黑色法官外套，显得他更加威严了。但目睹了他对三十余罪犯的判决过程，还是觉得他是个庄严中透着善意的法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希望”项目就是给吸毒犯罪者的一份“严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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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午，他只是在听证期间，匆匆拿起水杯喝了两口，并迅速吞下什么药片或保健品之类的东西。法庭工作结束后，他依然神情盎然地与我交流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我不好意思。

阿尔姆法官的午餐就是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之后，又开始了紧张的下午庭审工作。他那股子对工作的热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许，他身上所拥有的大概就是时下国内一些官员嘴里常念叨的“正能量”。其实中国不缺拥有正能量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国社会却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正能量”的存在，所以才千呼万唤？

无论过去或未来，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我都极愿意被有激情能干成事的人调动起积极性。这大概与血型与性格与成长的经历等等有关，总之，我是那类向暖向阳活力无限地自由奔跑的人。

这不，一不溜神，我就跑到了夏威夷州，见识了阿尔姆法官的敬业。需要说明的是，阿尔姆法官仅只拿他的那份薪水，没有奖金，也没有更高的官位，他给我的扑面而来的感觉是，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写到这里我想笑，这种人在中国通常是指劳模。可是，在美国，除了阿尔姆，我还见过几位戒毒研究专家，也是这类“劳模”型的，但他们什么荣誉也没有，只是觉得在干着份内的工作）。

那么，阿尔姆法官到底做了什么事，博得了我由衷的尊敬呢？

我不知阿尔姆法官的祖先是从哪里迁移到美洲大陆的，英国人？爱尔兰人？或许是荷兰人？这都不重要，总之他是白人。在夏威夷州，半数多的都是亚裔人种，与阿尔姆合作的法庭工作人员有五位，仅他一人是白人。

阿尔姆的工作经历其实很简单。大学毕业后，他在夏威夷州当了一名检察官，十余年后，他在联邦司法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当了几年律师，2001年他成为一名法官。当法官的第三年，他开始试验性地运作他的“希望”项目。在这里，我介绍一个美国西部监狱情况的一个背景资料：

1970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里，关着2万多名罪犯，至2010年，罪犯的数目增加了75倍。但是，加州的监狱却只有一半的承担能力，因此，改造并使罪犯们重新做人的费用被大量减少，这一度形成了加州司法系统对罪犯“重惩罚，轻改造”的风格，却导致了另一个事实：监狱内的罪犯尚未改造好，就被释放出去，很快又犯罪，再次回到监狱，久而久之，监狱便人满为患了。

据美国司法部门的数据显示，在加利福尼亚州，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占66%，这个比例在全美也是最高之一。与此同时，来自监狱的在押人犯纷纷写信控告到司法部，称他们在监狱里未享受到应有的空间，作为犯人的人权受到侵损。有形和无形的内外压力，使得监狱系统有欲“爆炸”的危机。于是，美国联邦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各地减少监狱里的在押人数。那么，怎样开始这场变革，能想出怎样的良策呢？

阿尔姆从事法官工作后发现，监狱里的罪犯大多是缓刑失败者。他意识到，这并不是法官们一开始就判他们进监狱，而是先把他们放到了缓刑监管系统，希望他们能珍惜机会。但是半数左右的缓刑者还是又回到监狱。怎样才能改变或制止这些缓刑者的违规行为呢？阿尔姆问自己：这些年是如何养大儿子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首先告诉儿子家庭规则都有哪些。然后，一旦儿子有违规的事发生，就立即给他一个确定的但轻微的惩罚。儿子因此明白，每次做了错事，一定得有个后果等着他。因此，他极力避免受更重的处罚。所以，儿子已经读大学了。

那么，能不能把对待儿子的态度和方法移植到缓刑监管系统来呢？2004年10月，法官阿尔姆决定在审判系统开始一场“创新革命”。他为自己的项目取名为HOPE项目。原意是“缓刑者在夏威夷的一个良机”，正好每个单词开头字母的大写，合起来就是英语“希望”之意。他把34名问题最多最严重的缓刑监管失败者放到“HOPE”项目里进行试验。结果，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好效果。http://s7/bmiddle/51820df9gd6e89397e4c6&690

据毒品问题专家安吉拉. 霍肯博士（中间穿白衣者）的评估报告称，“与通常的缓刑者相比，参加“HOPE”项目里的缓刑者，仅有21%的人重返监狱，而那些正常执行缓刑的罪犯，重返监狱的比例是46%。”

目前，夏威夷州瓦胡岛共有8000名重罪犯，而进入到法官阿尔姆主持的“HOPE”项目里的缓刑者就扩大到2000名。司法系统为此算了一笔帐：每个被关押到州监狱的罪犯平均一年的花费是5万美元，而在“HOPE”项目里的2000名缓刑者，每人每年为州政府节省4000-8000美元。仅这一项，法官阿尔姆倡导的“HOPE”项目，已为夏威夷州政府节省了800-1600万美元。

在我眼里，阿尔姆是个敬业的法官，同时也是位个人英雄。因为他用个人的正能量，影响和改良着社会。其实他的“希望”项目的内在准则很简单，即：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不负责就有后果等着你。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事理，但又有多少人肯去做呢？肯去把它做好做踏实了？这是我顶阿尔姆法官的一个主体理由。

目前中国官方登记在册的吸毒群体有170余万，隐型的吸毒群体又有多少呢？想想我们背上都能出冷汗，极大的物质丰富和极贫乏的精神使得中国当下的许多青少年步入了吸毒的行列。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希望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怎么的青少年，他们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是那些嘴里常喊“正能量”的官员们，又有几人能认真坐下来，真正以责任感为轴线，来梳理毒品问题——这件做多少也看不出政绩、但是不做却能毁灭一个民族的大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