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江位于兴化湾畔，是明以后兴起的港口市镇，清代与泉州的安海、漳州的石码齐名，民国时期有“小上海”之称，一度成为福建沿海的主要对外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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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蒲田县志》记载：商业最重资本。莆商号称巨擘者，豆饼商居第一位，桂圆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轮栈商居第五位。其资本每家不过万余元，至二万元而止。有领袖商五六家，其资本殆将七八万，不足则贷款于钱庄。沪货由轮栈而来，代办商为之报关垫载期以半月还款，而取其利润、佣金焉。货至涵江，各商号又分配于城市、黄石、笏石、江口、西天尾诸镇，而取其物质、赢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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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门”是指聚居于涵江霞徐街的黄氏商人集团，主要由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家族企业构成。这四大企业的创办人，都是来自涵江附近西天尾乡渭庄村的黄姓族人，而且四人皆为渭庄黄氏六世祖“楚能公”的孙辈，其中瑞裕与鼎和的创办人为亲兄弟，大同与泉裕的创办人为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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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门”商人集团的创业史，大致始自于咸丰至同治年间。据说，瑞裕号的创办人邦杰，原是宁波某商号的学徒，于太平天国之乱中发了一笔横财，遂自立门户，在宁波创立了瑞裕桂元行。此后，又购置了一艘载重两千担的“瑞安号”木帆船，往返于宁波与涵江之间，专门从事两地土特产的转运贸易。同治年间，黄邦杰把瑞裕号的经营重点从宁波移至涵扛，其家人也随之从渭庄迁居涵江，从而开创了霞徐“黄家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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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邦杰与其弟邦彦相继病逝，其子侄分为乾、坤二房，而涵江及宁波的商号也随之一分为二，乾房仍以“瑞裕”为号，坤房则另立“鼎和”为号。大同与泉裕的创业史，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大同的创始人孟誉，曾为邦杰“理商务于甬江”， 后得其资助而自立门户，因而后人往往把大同视为瑞裕的分号。泉裕号的创始人孟育，为孟誉之弟，因兄弟分家而从大同分出，另立泉裕字号。不过，自清末以降，“黄家门”成员虽历经分家析产，却并未因此而导致家族企业的分化，至民国后期仍维持四大家族企业并立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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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至民国年间，“黄家门”集团长期垄断涵江至宁波的兴化桂元贸易。桂元俗称“龙眼干”，由龙眼青果烘制而成，是兴化府地区的著名特产。根据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甫田、仙游二县的桂元年产量约有十六七万担，最少的年份也不低于八万担。这些桂元主要销往浙江、江苏等地，而涵江为主要输出口岸，宁波、上海为主要输人口岸。桂元的加工及运销过程相当复杂，其经营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焙客”，即以自产或收购的龙眼青果烘制干果，待价而沽；二是“走水客”，即专门收购千果，并运销外地，三是“做字号”，即开设固定的桂元行，大量收购、加工及贮运桂元，再陆续向外地商号批发；四是零售商，即直接向消费者销售桂元，其中有专营者，也有代销商。“黄家门”企业主要是“做字号”的，但有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市场，也会兼营其他环节。在涵江“做字号”的桂元行中，“黄家门”的经营额约占三分之二，因而长期执同行业之牛耳，获利特别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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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门”企业由于信誉卓著，在收购桂元时可以赊欠，不用现金，俗称“空手夺枪”。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流动资金，扩大经营规模，而且由于还款周期长，还可以利用售货款从事其他商业经营，从中赚取额外的利息和利润。此外，在运输及销售等环节，“黄家门”企业也有明显的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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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桂元行的同时，“黄家门”集团也曾经涉足其他商业领域，如创办轮船公司，开设钱庄、银行、侨汇局等，但大多无功而退。由此可见，这种以经营土特产贸易起家的家族企业，已经难以适应更为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了。不过，由于当时涵江的商业活动仍是以土特产贸易为主，此类家族企业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直至民国后期，“黄家门”集团仍然雄踞涵江桂元商之首，而其他“领袖商”也无一不是家族企业。这就表明，“黄家门”集团的创业史，反映了涵江商人的一般发展趋势与社会特征。（选自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