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台湾的演讲，里面又谈到心理狭窄的问题，我觉得很有心理共鸣，现在与大家分享。所谓大师的观点，能够指点迷津，什么世俗名利，其实只为浮云。以下为演讲的部分内容，我做了编辑和调整。

狭窄的心理空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个“伪座标”。但是，仍然由于狭窄，使我们长期摆脱不了。在我看来，这是世间最普遍的悲剧，几乎人人都陷落在里边。

例如，很多智力不低的人会以多年的苦恼和谋划，争取获得一个教授或科长的名位，并把一、二个同事当作冤孽般的竞争对手。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只要一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易逝和不可重复，就立即会发现这种座标的虚假。

记得我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对于这种伪座标，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却产生了另一种伪座标。例如，有好几年，我对于几所“兄弟院校”如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所取得的成绩，都感到不舒服。反之，听到他们的成绩中有夸大成分，便莞尔一喜。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嫉妒为基础的不良座标。当我一辞职，这个座标在我心中就不再起很大作用，可见又是一个伪座标。

这种伪座标的共同特征，是以一种被自己紧缩了的价值标准切割世间，结果使世间支离破碎又充满对立，大家都不快乐。更伤心的是，这么切割一辈子，暗斗一辈子，期待一辈子，最后都没有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往往是“一地鸡毛”。大家踩踏着鸡毛退休，连弯腰清扫的力气都没有了。

甚至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充斥着层层叠叠的伪座标。从事某项“研究”已经几十年了，所发表的论文只与全国七、八个同行有关系，但这七、八个同行彼此之间也早已懒得去读。他们习惯地自我安慰，也许在十年之后，或百年之后，会有人来检索这些论文，却不敢承认，这种对百十年后的预期，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么，他们这一辈子的“研究”的意义，全都耗在虚假的幻想中了。

把自己的生命耗废在虚假中已经非常可惜，更何况，他们往往还耗费不小的社会资源，耗费人们对学术文化的崇敬，甚至耗费青年学生的课堂时间，这就在虚假中包含着不道德的成分了。

大陆的作家都被评为“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之类，都归一个官方性质的协会来评。协会里又等级重重，连会员也分“全国”的还是“地方 ”的，更不待说有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副主席之分。在这么一个架构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上升一级在一年年地倾轧、奉承、互毁，大家都伤痕累累。我站在外面远远看着这里边的滚滚烟尘，内心深表同情。心想，他们怎么不明白，写作是个人的事情，读者只看文章好坏，哪会根据某个作家的那些头衔去买书？歌德、莎士比亚、海明威是几级作家？屈原、李白、曹雪芹是什么理事?

对于各色各样的伪座标，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出走，让你的灵魂出走。否则你即使在都市依然寂寞，而面对荒漠，却觉得亲切。

所以，不仅需要出走，而且必须从灵魂和行动上同时出走。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在书房里奢谈离逸和流浪并不太难，要让行动和灵魂并驾齐驱就不容易了。

我这一生，有过很多次出走，都是为了摆脱虚假，而且都是力求让行动和灵魂同时离开。早在文革灾难中我已经发现豪言壮语背后的重重虚假，我无力细细辨析，只能逃离于农场和山间。待到文革结束，中国人虚假的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并没有结束，因此出现了大量虚假的热闹，虚假的控诉，虚假的正义，虚假的清查，虚假的批判，虚假的名号，虚假的学术，我看在眼里，再一次断然离开，躲藏在斗室典籍间很多年。

这种躲藏，使我的力量获得积储。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更大的座标在向我召唤，因此还要离开。

这一次的离开，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离开职位，还要离开一种顽固的思维方式。我花了很多天坐在上海龙华公园一张隐蔽的长椅上思考。那个地方，一边是千年庙宇，一边是昔日刑场，我就在庙宇和刑场间下了决心。

我正是从那张长椅上站起身来，走向人生的又一个零点，走向苦旅，走向废墟。

从此，一切都不再一样。眼前当然还会遇到新的虚假，但我已有了发现的敏感、脱离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