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存/文

在我们的国度，不同思想的言论是不容易让老百姓接受的！

刑法讲的“疑罪从无”原则，在我们这里是很难做到的！

记者“杀人”的先例在国内很多！最著名的是《张金银事件》（河南郑州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开车拖死人，世人皆曰可杀，只好杀之！在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起草新刑法的10位专家的共同声明，十大疑点没有确信，不该杀！

思维观念决定了我们的氛围！

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当局状告几个一丝不挂上街游荡的人，适用法律是：衣不蔽体，有伤风化！澳洲最高院的结论是：不适用！因为根本就没穿衣服，不符合衣不蔽体条文。

还有辛普森案件，采访陪审团个人，都认为杀妻的一定是辛普森，但在法庭上，他们又一致判辛普森无罪。

世人皆曰可杀，这句话决不是褒义的。希望媒体为了法制建设千万不要再用了。有罪与否，法律专家才能给出正确的答复，而判决只是法官的责任！法律只按条文执行，没有严格之说，更不存在“乱世用重典”，也没有“从重从快”的道理。这一点最难达到。

    我们只注重前者，对后者好像认为是应该的，实际后者才是最大的践踏法律的严肃性，这是法制建设的悲剧。“严打”是违背法律公正性的，“世人皆曰可杀”更是不严肃的语言逻辑。

    无疑，腐败在国内的发展确实是惊人的。我记得90年代初期铁道部两位副部长的受贿案，赃物是冰柜，被撤职查办。现在动辄就是上千万元，还不被判死刑，你说陈系统，罗云光（铁道部副部长）等等是不是觉得冤呢？

    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研究过法律，只是感觉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伸缩的范围太大，给了腐败法官以索贿的机会。

    虽然有各种问题，我们也没有必要拿着显微镜去看问题。我们有句名言“老鸹落在猪身上”，我老说一句话是“老鸹落在熊猫身上”，白我们看不见，只盯住黑，说熊猫是黑的。

    法制建设的代价还应该包括违背所谓的民意，因为民意可能是不科学的。

关于石家庄媒体，我在接触媒体朋友时一直持此观点，不要推波助澜，要坚持公正，全面客观。当然我不是什么领导，应该只是建议性的。

许多关于“拐点”的文章分析的很不科学，而且没有结论只是探讨，但是我们的媒体标题为了引人注目，迎合大众的心理预期，把结论性的话语斩钉截铁的说出来，一时之快造成大众的误读。

媒体的市场化运作的有害之处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我觉得还不是市场之过！各种评奖实际是媒体迎合企业的一种形式，这也不是当前可以解决的事。评就让他评去，反正受众面只限于业内，一般老百姓很难关心评奖，恶果还不是很大。

但事涉百姓利益的观点，还是要慎重的好！比如我们不是一二线城市，只是三线城市，那就不要老是转载一线城市的文章而不注明出处，引百姓的误解！

地产的地域性决定了市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藁城市，二手房完全产权的还有售价1000元/平米的，基本没有考虑土地成本，我的同事（还是地产界人士）认为太贵了，觉得应该700元/平米，我的同事还是搞预算的。

把他的观点发表到媒体题目应该是什么?想想都害怕。

炒作的观点很多，但长此以往，相信媒体的大众在屡次被忽悠之后还会信任我们的媒体吗？

所以我一直说记者们是有责任的，一定要下足功夫，对行业要有专业的了解，对自己的言论要适度把握，绝不能以己之见左右报道的客观公正。这也是我说辛普森案的陪审员虽然都确信辛普森一定是杀妻者，但一致判决辛普森无罪。记者媒体也应该有这样的素质，只认科学！

我们在防止权力左右司法之时，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真正的罪犯绝不能被袒护，这一点做到很难了，但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没有确信的嫌疑人，（如张金银、周志远），即使贵为彭真（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也不要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而批示严办，世人皆曰可杀100%来自于媒体的错误报道。只是后者在我们的国度太难了！

如果再加上传媒的误导，结果会如何？

我相信河北媒体，在周志远事件中（1984年新闻事件之首），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全国人大都被领导和百姓所左右，只有《河北日报〉、《保定日报》保持公正。这是北京《金盾》杂志的评价。

客观公平公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为了法制建设，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又是必需的！

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结论的时候，还是不要忙于由记者和评论员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