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讲堂”主要是解读经典，全球的经典，以及批驳“异端”。总之，这个节目抓的经典和理论。

“心性评论”主要是关注时事，对全球时事进行心性化解读。这个节目抓的是当下。

心性是人的主体，知识的主体，以及一切外物的主体。人的身体，知识和一切外物，都是心性的对象和结果。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只重视对象和结果，反而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主体了。我们关心经济，关心科学，关心学位，关心医疗，关心房子、车子，总之关心一切心性之外的东西，反而不关心心性本身。而这一切外物的发动者、支配者，以及真正的需求者，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心性。

中国的传统学问和现代的学问恰恰相反，只重心性，而轻视外物。可以这么说，所谓的中国传统就是心性传统，所谓的中国文明就是心性文明，所谓的中国学问，现在叫“国学”，无非就是“心性学”。总之，中国的传统关注的是主体，而非对象和结果。

西方的传统恰恰和中国相反，他们只关注心性的对象和结果，轻视心性，甚至无视心性。即他们重对象而轻主体。在公元前1500年前，西方关注的是对神的祭祀。公元前1500年之后，一神教出现，他们又执着于对神的信仰。公元1600年，西方近代哲学出现后，西方人开始意识到心性这一主体，但是，对其的认知还是偏外物的。最终西方人，主要是欧美人，打破了对上帝的迷信，却陷入了对经济和科学的新迷信。

中国受到近代西方的影响，也开始滑入经济迷信和科学迷信，开始不重视主体，而重视心性的对象和结果了。“出主入奴”的现象再次在中国上演。

“出主入奴”是唐朝的韩愈，以及北宋的儒家对佛教入侵中国的一个评述。按字面理解就是主人被赶出去了，奴才进来了，儒家是主，佛家是奴。事实上，这里更深的意义是，谁是主体，谁是对象，心性主体是主，外物对象是奴。佛教是无心性的，它不讲这个主体，而讲虚无翩眇的“涅槃”。后来中国化的佛教开始讲“修炼”，看似靠近了中国传统，事实上依然在基本精神上相悖。中国传统讲心性是把心性当成绝对主体的，这个主体天生的就是圆满的，无需任何后天的弥补和修炼。中国最重的是自然的心性，而非修炼的心性。

当然，中国传统重视学习，《论语》的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荀子的名作就是《劝学篇》。但是，中国的学习和佛教的修炼有本质的不同，佛教的修炼认为心性本身是不圆满的，要通过后天的修炼使其圆满。而中国的学习则认为心性天然就是圆满的，学习不是改变心性，而是充实心性，发育习性。

也正是出于反击佛教的用意，或者在佛教的刺激下，中国的学问，儒学，干脆被叫做“心性学”。对“心性学”在北宋的出现，现代存在两种误解。一种是，认为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有外来成分。另一种是，认为是“进化”的结果。事实上，“心性学”在中国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进化”的，而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从《易经》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文化就是心性的。

心性学是本于《易经》的，“北宋五子”的学问无一例外都是以《易经》为本。北宋五子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他们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开创者。

唐末宋初的中国人，为何要反对佛教，原因很简单，佛教让中国人不舒服。

西方的近现代思想传入中国已经百年，它的确让中国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但是，也像佛教一样，开产生不舒服，而且越来越不舒服，甚至比佛教还不舒服。

佛教让中国人迷恋于内部精神修炼，而现代思想则让中国人迷恋外部物质享受。迷恋内部精神修炼也好，迷恋外部物质享受也罢，这实质上都是偏离心性这个主体，以对象为主体，都是“出主入奴”。

中国要消除不舒服，解决现代社会的深层问题，必须回归传统，重回心性主体，重回心性学。

同时，西方也必须把在17世纪开启的心性化历程再继续推进一步，真正实现心性的主体化，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再次学习中国的心性学，真正学懂了。

也就是说，心性学不仅是解决中国不舒服，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也是解决全球人们不舒服，全球社会问题的良药。

这是我提出“新心性主义”的基本用意所在。

从本质来说，“心性学”是世界上最简单、最懒的学问。其核心要义就一句话，心性是天然圆满的人的主体，你做事顺着他就行了。从心性学自身而言，他是无需学习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存在太多太多“反心性”的学问。这些“反心性”的学问干扰了心性的主体性，干扰了心性的独立。

要实现心性的主体性，实现心性独立，必须反击这些“反心性”的学问。所以，关于心性学的学问，实际上都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这也是孟子说，他自己本来不好辩，又不得不辩的根源所在。他辩论，就是反击异端，打到“反心性”的学问。打到“反心性”的学问了，心性的学问自然就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一切反心性的学问都是伪学问。唯有心性学才是真学问。必须“去伪存真”。

所以，现代要讲“心性学”，关键并不在心性学自身，而在于反击从欧美传入的现代学术，包括现代哲学、科学、经济学等一切西方学问。把西学这个“奴”赶出去，就可恢复心性学这个“主”。

所以，必须象孟子一样，要辩。从孔孟以来，反击“反心性”的学问，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孔孟的学问事实上都是在反击“反心性”的学问中形成的。

事实上，中国最早反击“反心性”的人并非从孔孟，而早他们2000年的黄帝和颛顼。黄帝反击的是蚩尤，颛顼反击的是九黎。蚩尤和九黎实际上是一回事，都代表一种“反心性”的文化和学问。蚩尤和九黎代表的是什么文化？实际上就是对神的祭祀的文化，用现代通行的说法，就是多神教。这种文化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对神的祭祀仪式。反击的最终结果是“绝地天通”，把神赶到天上，人只做人的事，不做神的事，就是不搞祭祀。这实际上就是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心性的主体性。

“绝地天通”不仅是影响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影响世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导致了后来西方“一神教”的诞生。事实上，中国的每一次反击“反心性”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孔孟时期反击“反心性”催生了希腊哲学和印度佛教，而宋明理学则孕育了欧洲的近代哲学。

所以，从黄帝颛顼到孔孟，再到唐末宋初的儒家，他们做的事都是反击“反心性”。我想，有这个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有那么多成功案例，中国再次反击“反心性”也会继续延续历史，而最终成功。

既然是反击，既然是辩论，就务必采取让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什么要的表现形式才能为世人所接受，也是让我最近费脑子的事。

利用网络平台推出视频是一个新的努力和尝试。（微信：新心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