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 我没有那么多的态度要表达

采访、撰文/吕彦妮 录音整理/王丹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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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了新书，是继一年多以前的话剧创作之后，鲜有的“大动作”。后来，我自问，这是否就是我意欲想要专访她的全部原因？面对一个人和她的文字、戏剧曾经给予我们的触动，面对她越来越少的露面和发言，面对她的成长和改变，我们又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廖一梅比约定时间晚一些到达，她皮鞋撞击木板台阶的声音，带着“姗姗来迟”的沉着和随性。咖啡馆里有她偏爱的靠窗座位和甜点。她得体无抱怨地接受工作人员安排给她的“超负荷”采访任务。你看不出她的心情好不好。她是天生应该在幕布后面，默默蓄力的人。一句顶一万句。

“任何算计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无聊的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笨拙）那一边。我不要按照别人告诉我的那些条条框框的、按部就班的、世俗的、普通的准则去生活，我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

廖一梅的新书叫《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收录了这几年间，她的几部经典的话剧台词、小说段落、评论和随笔，还有一些之前未公布过的，演出后台的照片、排练的照片，甚至，她的生活私照。

在这些横跨了不短的时间的文字和图片里，她一如既往的，文风犀利、化骨绵掌；身形瘦弱、灵气逼人。

“为什么会选择‘笨拙’这个形容词？”同样的问题，已经有无数媒体提问过她，我说，我知道相同的答案让你重复很多遍，这可能有些无趣，但是，没办法，一定要问。她笑了，藏不住一副伶牙俐齿，嘎崩脆地说：“没事儿，我有耐心，早几年出书的时候，赶场参加读者见面会，在台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醒了还能接茬儿聊，哈哈！”看起来，她好像不是粉丝和观众心目中以为的那样孤傲和难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有才的女人。

“我以什么方式在选择我的生活，这是很难描述的。很多熟悉我的朋友，他们也会说我会做很多很笨的选择，可我就是不会选择那种投机取巧的路，我懂得一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懂得一件事怎样达到目的，但我不愿意走大家都认为容易的（路），我觉得以这种方式做成的事情没有意思……”

那年夏天的回忆，至今依然清晰地躺在廖一梅的记忆里。1999年，《恋爱的犀牛》等待演出。

投资方多次临阵变卦、剧场偏僻、观众基础差……没有人相信这个戏能够排成，“如果我按照一个正常的、还不说是聪明的办法，我和孟京辉是一定要把这件事停下来的，没有其它路可以走的，就是每一条路都给堵死，就这样堵了半年、一年……但是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要做就一定做到底，一定做到最后，无论以什么方式。”时光是真的荏苒了，但廖一梅脸上的坚韧和死拧，好像从未改变一般。“就那时候而言，聪明的选择是不做戏，因为那时候做戏是很可笑的事儿，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做戏的，都拍电影、电视剧、MTV去了，孟京辉曾经穷到连一条被子都买不起，这是没法想象的，任何一个聪明的做法都是不要再干这件事了。”

直到今天，我们陪他们一起，看到了“笨拙”的力量。后来，廖一梅想起当初身边一些朋友的“规劝”，说你们先去拍电影，赚了钱再回来做戏，她心里清楚，“这条岔路如果走过去就回不来了，真的是这样。”

“任何算计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无聊的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笨拙）那一边。我不要按照别人告诉我的那些条条框框的、按部就班的、世俗的、普通的准则去生活，我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

“每时每刻都在表演的人太多了，所有的公众都在要求你扮演。比如要求我和孟京辉扮演一对模范夫妻，我为什么要遵守你们的准则？我们的默契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一定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一起接受采访。”

2011年12月6日，孟京辉工作室年度音乐剧《初恋》首演前，保利剧院的大厅里，廖一梅现身，她穿着一件几乎把自己从脖子裹到脚后跟的湖蓝色外套，在入口处被几个朋友围住，浅浅说笑。临开演前几分钟，又见她，手插在大衣兜里，一路小跑穿过大厅，瘦瘦的一个小人儿。鲜有陌生人上前讨扰她，她站在那里，就自有那样一种气场，拒人于十步之外的温和。

《初恋》不是她写的戏，这一晚，她只是作为观众和太太，捧孟京辉的场。事实上，从一年前完成《柔软》，她就再也没有和孟京辉有过舞台上的合作。而“硬币的另一面”上，赫然可见的事实却是，那出由她执笔的经典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近些年来一直未间断演出，毫不夸张，场场满座，这距离它1999年的首演，已经过去了12年。

后来，很多人都坚持着这样的说法：当年如果没有廖一梅，就没有如今的孟京辉。

而她，完全完全不在意这件事，“压根儿没过脑子”。

“你们从来不一起接受采访，从来没有过。是为什么？”

“每时每刻都在表演的人太多了，所有的公众都在要求你扮演。比如要求我和孟京辉扮演一对模范夫妻，我为什么要遵守你们的准则？我们的默契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一定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而事实，并不像她说得这么绝对，他们亦有过“公开的传情”：是在去年话剧《柔软》首场谢幕的时候，孟京辉把所有的演职人员一个个请上台来，轮到“编剧廖一梅”的时候，掌声分明的加倍热烈起来，在全场观众的起哄声里，孟京辉把太太紧紧抱在怀里，甚至高兴地转了两圈。“我们确实是拥抱过一次。”廖一梅这样轻描淡写地描述当时的场景，这种复述几乎更像是在解释，“当时这个戏把所有人都累疯了，所有人都是在一个恍惚的状态中。戏麻烦极了，人也累极了。因为这个戏题材敏感，要处理的问题特别多，非媒体能想象的。”因为先前的压力巨大，首演成功后的拥抱，便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不是表演，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反应；而如果第二天再拥抱，那就是在表演了。”

“好多观众后来说，看了戏都没有掉眼泪，反而看到你们拥抱的镜头时，哭了。”我把道听途说的段子讲给她。

“我不要这种眼泪，我也不要这种赞赏。别人越要求我扮演这个角色，我决不按别人要求的来做，我不做这样的人。”廖一梅笃定地说。

后来，采访至中途，她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通知她和孟京辉两位选民回剧院参加投票选举，她委屈地同电话那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孟京辉现在的下落，“我就知道他明天要出国，什么时候回来，是直接回北京还是要先在其他地儿落地，我都不知道。”她说的确是实情，在挂机前，她还替他们俩作了一个相同的决定：投票，弃权。

“我要培养的就是让他独自寻找快乐，其实父母唯一能做的是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你他才快乐，其实你是在伤害他。最终你要离开他，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廖一梅说起一个和儿子之间的故事，是这件事情，让她懂得，世上有一种爱，与占有无关。

那时候儿子5、6岁，廖一梅出差，很久没有回家，一落地北京，推掉所有会议和旁事，径直回家。那时候，再没有比看到儿子更重要的事情。“5点的时候。阿姨接他回来了，他看见我，特别兴奋地冲了进来，第一句话却是说：‘妈妈，我要到同学家去玩！’我就跟他说，妈妈这么长时间都不在，而且今天有会都推掉了，想回来跟你一块玩，你还想去同学家吗？然后，他热情洋溢地对我说：‘妈妈，那我邀请您也去同学家！’”

在那一刻，廖一梅感觉，“突然放松了”，她理解到的事情，自己没在儿子身边的时候，他很快乐，并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而不快乐，“他有自己获得快乐的能力。”

“我认为的爱是你会因为他的高兴是放松的，如果你因为他的高兴而生气，这不是爱。你因为他高兴去跟别人玩就失落，这只是一个需要他满足你的某种需要而已。”廖一梅说。

她始终抱着这样的心态和思考方式，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安放自己的位置，所以几乎没有出现过“摆不平”的困扰。他把孩子看成是和世界上所有人、所有事物一样的，独立的个体。“你要孩子高兴快乐不就是要培养他独自一个人的习惯吗，如果你觉得他只有跟你在一起才快乐那就不是快乐，而且你不可能永远跟他在一起。我要培养的就是让你独自寻找快乐，其实父母唯一能做的是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你他才快乐，其实你是在伤害他。”

她会带儿子去看戏、参加朋友摄影展的开幕，任他自己玩，任他成为一个“太能说了太贫了”的孩子。“他跟谁都能打交道。即使没有同龄的小朋友，是一群大人，他也会跟人建立很友好的关系，对人没有任何的戒心和敌意。”

廖一梅说

·你真正对一个人的生命做点什么，是很难的；或者说你让他有一个好的感受，是很难的，仔细想想，有多少人真的是让他生命有改变或者改动？当然，我不会对这种事情着迷的。

·我也写过很多其它的戏，还写过电视剧，那个是我出于谋生在写的，没别的选择，我还要养活孟京辉呢！那些就是我生命里不值一提的东西了，我没有付出那么多，没有把自己放进去，它就马上烟消云散，很快被人忘记了。你付出了多少，能量就会散发多少。

·我就不想要别人告诉我的，或者每个人都过得、你应该过得那种生活。我对别人告诉我的准则都持怀疑态度。

·我不是一个有强迫症、非要逼自己出书的人。能不出（书）就不出（书），我没有说非要面对公众或者说怕被人遗忘，我从来没有这个焦虑。我只写我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多少就是多少。

·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有点不体面（笑），我对煽情、滥情特别反感，我觉得那样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力量。就像你把无数力量付诸于拳头上……这些东西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压了无数次说出的话，它本身就是具有能量的。

·有时候，我写一个戏，这整个戏，其实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但这个话是什么，我说不出来……

·有一个瑜伽“止语”，就是不用说话，我特别想去。我觉得不断地在说话其实是妨碍人的思考的，这样的人是不会想事的，他不会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说话的过程是不断表态的过程，其实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的态要表，这个所谓的“表态”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表态。

·生活是很复杂、很琐碎的。我又很反感说废话，所以我很难受。

·我会本能地选择更冒险的事儿。

·我不愿意看到日复一日地，相同的、琐碎的生活，为了算计那一点利益，我觉得简直是太浪费生命了、太不值得了，太不体面了。

·生命是自由的、是有创造力的、充满活力的、充满喜悦的、充满对他人的善意的，它不被任何教条所约束，我会为此付出一切。

·你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奇迹就会出现。

·你说廖一梅是谁，没有人知道是谁，就给我贴好多签。你做采访也会给我一个界定，但所有的界定都是标签。“你是一个剧作家”，“你是一个作家”，“你是孟京辉的妻子”，“你是他的合作者”，这些都是别人赋予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经营别人给我的东西呢？我不经营，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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