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问题日益成为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债务更几乎是个黑洞，安邦（ANBOUND）先前曾经披露乡镇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甚至启动向民间集资，市场传闻类似现象的普遍存在正是计划于10月底公布的五级政府债务至今尚未披露的原因。尽管官方披露截至2013年6月底各地方政府下辖的融资平台累计欠银行债务达9.7万亿人民币，但市场估计全口径的地方债高达20万亿－25万亿元。

地方债已经对中国金融改革产生影响。CAPITAL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MARK WILLIAMS评论称，地方政府债务使得银行改革和利率自由化更加困难，如果中国在解决好这个问题之前进行利率自由化，将增加系统风险。也许正是基于对地方债等诸如此类原因的担心，10月份资本市场资产配置日渐显露短期化的倾向，不仅股债出现双杀，国债收益率也处于2008年以来最高位。14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4.47%，而本周拥有国债级别的240亿元国开债发行被迫削减至仅约1/4。

刚刚披露的三中全会文件显示对解决地方债并无良策。传说中的三级行政体制并没有出现，只是提出了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如此提法，间接反映了中央对五级行政体制改成三级行政体制的担心，那就是担心改革力度太大可能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从而拟采取渐进做法。

然而，正是如此体制导致财政供养人员难以下降，机构越改越臃肿。综合各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中国财政供养系数（即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比重）至少在1/25以上，实际供养人数在5300万以上，更有6000－7000万人的说法。

传统中国，自秦汉时起，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所谓皇权不下县，系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但却大量地使用胥吏和衙役去承担基层繁杂的行政事务，因而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县以下大量的胥吏、衙役和乡官系统只能“找米下锅”，成为一支攫取国家权力营私舞弊的“灰帮化集团”。尤其是宋代以后，如此“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反而造成了基层政权的退化，最终导致中央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蜕化、甚至异化。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从分析赋税制度入手提出了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如此行政体制之弊，不仅起不到稳固基层政权的作用，反而恶化了官民矛盾，并恶化了国家财政收支。

当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支撑财政的早已经不是农业税收。三中全会赋予农地更多的财产权，无疑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更多财力，政府正好可以从基层撤离，让社会和市场组织更好地发育起来，以基层自治的方式自行解决社会问题。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从中国南北多地乡村考察中也已经发现，国内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农村发展的基层范式，这种模式依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能人，结合基层党支部（前提是党风要正），再加上上级部门的支持，可以有效地限制住传统“吏肆于下”现象的泛滥，把乡村治理成本纳入企业消化。

此外，安邦（ANBOUND）先前曾有分析指出，部分乡镇基层政府面对繁重的征税任务宁可放弃财政权自我弱化，并热切欢迎三级财政体制落地。而面对省管县等政策的冲击，一些地级市政府为强化权利纷纷倾向于把下属县（市）改为区，但县（市）级政府更渴望成为省直管县（市）而抵制县（市）改区，今年5月湖州长兴改区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地方债尾大不掉，业已影响中国金融改革，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的扩张，关键还在于实行三级行政（财政）体制，而目前乡村经济社会治理的发展实践和县级政府的倾向，已经为五级行政体制过渡到三级行政体制准备好了模式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