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以降，对于危机的反思从未停歇。许多评论都把矛头指向金融业的过度自由化，认为正是衍生品的泛滥，金融机构操作的不透明，令房地产业的风险在经济体中不断累积放大，最终将银行拖下水，形成系统性全方位的金融危机。有鉴于此，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中，不论是《巴塞尔III协议》，还是《多德-弗兰克法案》，都把提高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金融机构透明度及抑制高风险金融活动为主要手段，通过限制杠杆倍数，把潜在金融风险对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
　　应当说，后危机时代的治理的确打中了金融机构的七寸，使得高杠杆高收益高风险的时代有望成为过去。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明斯基就曾论述过金融经济的不稳定性。他从最基本的融资活动入手，将融资方式分为三种类型，风险依次上升：对冲性融资，债务的预期现金流可覆盖本息；投机性融资，债务的预期现金流只能覆盖利息，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融资；以及庞氏融资，债务的预期现金流什么都覆盖不了，只能依靠资本利得才能履行支付承诺。由此，明斯基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者通过承担风险可获得高回报，在逐利天性及侥幸心理作用下，会逐渐放松对于风险的控制。这一过程将自我实现，并使得融资的基本态势通常由低风险的对冲性融资向投机性融资比重、庞氏融资比重逐步升高的方向发展。
　　显然，投机性与庞氏融资能否持续，依赖于信贷环境的宽松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比如房地产价格），而一旦条件不再具备，融资链就会断裂，资产价格“螺旋加速下降”，终造成雪崩——这种资产价格大幅崩盘之时，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描述，即“明斯基时刻”。
　　进一步分析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不难发现，融资方式由对冲性向庞氏融资转变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自我服务倾向是其最基本的动力——在报酬与账面业绩挂钩时，经理人有激励通过金融工程的黑箱，放大收益，掩盖损失，再加上金融机构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金融服务业的价值泡沫正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安邦首席策略研究员陈功称，西方国家金融人才的天价工资水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中的其他行业，凭的是对金融产品的定价权。这并不是供需关系所决定，事实上，金融人才的供应一直数量稳定甚至有富余，关键是行业整体定价水平处于高水平之上。众所周知，企业的IPO需要支付比例惊人的费用给中介环节。以往曾经有过公司上市集资总共融资1个多亿，最后实际企业到手的只有4000多万。60%的融资支付给了中介机构，由此可见金融服务业泡沫化的程度。这种泡沫化很难像实体经济那样有真实、必须的需求作为支撑，因此难以经受得起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容易被压缩，而且由于行业范围深广，泡沫破裂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价值萎缩，使得经济复苏乏力，恢复的进程被大大延长。在宏观上，甚至有可能让全球经受长时间的通胀，才能逐渐实现真正的好转。
　　不过，即使如此，人们也很难找出合适的治理模式，在保证金融服务业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条件下，避免经济体因金融的不稳定性而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在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基本不可能画一条合理的线，以确定到底什么程度的金融监管能够两全其美。盖因金融服务业作为实体经济的血液，天然具有多重相互冲突的目标，既要追逐自身利益，还须兼顾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的现实环境中，若对金融机构施行高能激励，鼓励它们追逐利益，势必会让其进行多目标套利，在享受高风险所带来的收益时，因系统重要性地位，大而不能倒，将高风险转嫁给整个经济体；而若对金融机构施行低能激励，让它们顾全大局，又会因无法具体识别亏损的来源——到底是内部原因，如管理混乱、人员冗余，抑或是外部原因，如经济不景气、顾全大局——而使得其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横行，负债累累。
　　这种金融监管与自由化，风险控制与交易效率的两难抉择，令一劳永逸的金融监管方案成为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同时也表明，只有动态的，实事求是的监管选择，才可能满足不同经济体不同时期的需求，而这首先需要对经济体中的风险进行识别。
　　对于欧美而言，次贷危机之后，当采取刺破金融服务业泡沫的方式，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自我服务倾向，降低经济体中的杠杆，才有可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不过，降杠杆，并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这也就意味着，在走出危机，恢复经济增长之前，人们不得不面对生活水平的下降。对于中国来说，在既有的利率及汇率体制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金融过度自由化，恰恰是管制过多，扭曲了国内的价格信号，产生了政府与私人部门的结构性风险。故两率的市场化改革，将更多的资源向私人部门倾斜，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国家垄断领域，增进企业的经营效率，才是应有的调结构之道，而非一味向欧美看齐，以金融监管限死私人部门的发展。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金融监管方案。只有在实事求是，不断深化监管体系改革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不同经济体而言，在选择监管强度及方式时，应首先识别经济体的主要风险来源。对于欧美来说，降杠杆仍是第一要务，之于中国，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才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