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房地产调控伊始，地方政府的口袋渐渐瘪了起来，日子窘迫的城市越来越多。原因无他，因为最大的一块收入：土地拍卖已经今不如昔。数据显示，尽管土地成交面积相较去年并未出现太大下滑，但前8月土地成交金额大滑坡，不足去年全年一半--今年前8月上海土地出让金743.1亿元，仅为去年全年的48.4%。从今年前8月京沪广深以及其他7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情况来看，11个城市中，大半数土地出让金收入都较去年同期出现了明显下跌，其中跌幅最多的达四成。
　　虽然收入减少了，但该搞的基建还得搞，否则，民生如何满足、政绩如何体现？既然地不好卖了，银行也因为欠账太多而变得斤斤计较，唯有将求助的视线转向民间、转向市场。在去年，国务院就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市场简称“新36条”），疏通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今年3月，国务院再一次研究部署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引导民资进入交通电信能源等领域，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等措施。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变得积极起来，纷纷出台政策“邀请”民资投入到城市基建领域。尤其是中央做出保障房和水利建设决策之后，面对庞大的融资需求，地方政府只能寄希望于民资。
　　但地方政府过去养成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习惯成了最大的制约因素。近日，一则杭州湾大桥的报道将地方政府既想民资出力，又不愿做出让步的心态暴露无遗。
　　2011年7月17日通过竣工验收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曾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因为民资占到了50.26%的控股比例。但如今，民资仅剩不到19%的份额，股权更迭频频。最初与国有投资平台公司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的民营企业宁波雅戈尔集团，已于今年3月1日将手中剩余的杭州湾大桥3.16%股份出售给宁波交投。此前，雅戈尔数度减持杭州湾大桥股份，其中包括2003年将17.3%股份转给民营旅游投资企业宋城集团。两年后，资金链困窘的宋城集团急于甩脱这一烫手山芋，接盘者却是与此类基建业务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为何民资对杭州湾大桥心灰意冷？一位接近雅戈尔的消息人士解释称，作为上市民企的雅戈尔和大桥项目管理单位“从管理模式到组织结构都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官办企业很多做法不是企业行为”。一是目前大桥收费期已过了1/3，却从未有分文分红。据了解，大桥项目的实际总投资为134.54亿元，其中约有91.2亿元是银行贷款。但雅戈尔的一位人士称，“我们是上市企业，股东是要求分红的呀。”的确，光投资不赚钱的事，除了政府，谁干谁完蛋。二是投资计划一变再变。最初大桥的预算是60多亿元，2001年大桥总投资估算提高到80.72亿元，到2003年又增至117.6亿元，最终实际总投资额达134.54亿元。一位雅戈尔内部人士举例说，“曾因为某个部委领导的一句话，没搞技术方案调整设计的论证就增加了10亿元的投资。”这种事情在纯市场化运作的项目中是难以想象的。三是项目运作中处处体现出行政力量对市场化运作的粗暴干涉。杭州湾大桥建设初期的董事长和大桥指挥部总指挥均由宁波市市长助理王勇兼任。大桥指挥部是为建设大桥而成立的官方指挥协调机构，直接对大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负责，指挥部高管要职都由宁波市政府直接任命。这里面就很奇怪：民资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在经营上却没有话语权。以至于一位民企股东内部人士无奈地说，“（民企）不仅说不上话，连董事会的材料都得去催要，他们（管理部门）不习惯。”既然一开始就确定市场化运作，为何政府权力总是要强行介入？
　　从以上情况来看，民资的退出可谓明智之举。但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吸引民资不是出台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而是需要地方政府转变心态，转变工作作风，一句话，得放下身段才行，毕竟民资们都不是傻子，都经历了市场的残酷搏杀，开个会、喝喝茶就敲定投资的年代不会再出现了。任何一个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从一开始就搞清楚政府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民资如何进入、如何退出，盈利如何保证等等问题，说小了事关项目的成败，往大了说，则决定了地方政府如何度过信贷、土地双紧缩时代。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目前很多地方尚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还以为凭借政府地位能够“既让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殊不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经济转型、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如果不放下身段，民资就不会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