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六成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

             张红萍

2010年1月至3月，广州市妇女联合会研究室、市妇女学会等单位共同组织了一次社会调查，调查对象为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0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年级女大学生。发放问卷1100份，有效回收992份，回收率达90.2%。问卷主要调查广州地区女大学生群体在学习、交往、情感等方面的价值观。近半（38.4%）女大学生有意“嫁碗”（嫁给持有铁饭碗的男性）；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57.6%则愿意选择“潜力股”结婚对象。有意思的是，一项配套调查结果显示，68%的大学男生不认同女生嫁“富二代”。

这是来自2010-04-12 02:50:55　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广州)　的一则报告。现在我们先不对这份报告的科学性作任何评价，仅对有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的女性做出我们的评价。

虽然这是广州市妇联针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所作的一次调研（《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但我们首先先不说价值观的问题，先说说现实。

先说大的环境，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市场化的商品社会，我们正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期，这一阶段体现的是资本积累的残酷性，是对物质的高度摄取，在这一阶段谈物质可能是必然的事情。愿嫁“富二代”的女大学生，并不是不知道嫁给“富二代”所要承担的危险性，但她们却还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大概也有资本积累的残酷性在她们身上的体现吧（舍身取财）。

第二，现实生存的严酷性。

居者有其屋，有这样的愿望和要求并不为过，我们要经过奋斗，最后得到自己用自己赚来的钱购买的“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几乎是全世界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谁也没有说一毕业就要有房子。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女大学生认为，自己就是奋斗一辈子也不可能买到自己的屋子，这恐怕就是社会的问题了，社会要给这些有知识的人以希望。如果社会的财富让读书人感到没有安全感，总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或者房价出了问题。

第三，媒体的引导。

我们的媒体经常报道的就是某某女嫁入豪门，大众热心的八股也是这类话题。我倒是认为电视应该多播一些有关奋斗者的故事，人类需要榜样，女大学生需要引导。这次广州市妇联主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大学生论坛，命名为“学府新知性 放飞青春梦”。女大学生是不是就是知性女性，我看她们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才能成为知性的女性，因为知性的女性有她独立的价值判断与服从自我的选择，不会大部分愿嫁“富二代”。所以现在的女大学生还需要社会、学校、媒体、家长、长辈的引导。需要女性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养成。

面对当今众多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的现象，这让我想起旧中国（二十世纪上半期）那些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的逃婚记，这些女性要逃出的正是那个时代的“富二代”婚姻。我所记得的逃婚的女性有：陈撷芬（中国第一个女报人）、陈衡哲（第一位北大女教授）、庐隐（著名女作家）、许广平（鲁迅的伴侣）、郑毓秀（第一位法律女博士）。事实上，那个时代有杰出贡献的女性几乎都是逃婚者。为什么她们要逃出“富二代”的婚姻？因为她们更爱自由、独立。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标准、水平和榜样是娜拉，娜拉说：“我要学做一个人（一个完整的、具有人格的、独立的人）”，“我要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对我自己负责”（易卜生《玩偶之家》）。子君（鲁迅的《伤逝》）说：“我是我自己的”。请问：嫁给‘富二代’的女性“你是你自己的吗？”你是完整的、独立的、自由的、有人格、有尊严的人吗？如果嫁给‘富二代’你不可能做上述这样的人，那么说你是拿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宝贵的品质去做交换了！？你把灵魂卖给魔鬼，你还会有幸福吗？你把自己作为物与财富交换，你还会有做人的权利吗？你还会有尊严吗？在家庭中没有尊严与权利的你还会快乐吗？胡适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指出：“我（妇女）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

我在这里不是高谈阔论，我只是想说，人活着起码要有尊严和自由吧？如果没有尊严和自由了，我们还是一个堂堂的女人吗？

秋瑾就是一个嫁入豪门的女性，她嫁的是湖南最富有的“富二代”。可是怎么样呢？作为才貌双全的她每天受着歧视，受着压制，在那样一个妇女没有教育权、就业权的时代，她还是离家出走了。她号召妇女要自立，不要泪儿流着，气儿受着，要争做一个独立的自食其力的人。

现实是，人活着应该尽自己的责任，没有不要钱的宴席，天上不会掉馅饼。当物出卖，就会被当物买的人来骑来打。

我们的社会还是提供了妇女大量的职业，虽然社会还存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但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人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女性应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是自己的问题，不要推给社会。妇女解放是有反复的，所以妇女更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思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