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说明

一、专家讨论意见
2000年10月9日，拍摄方在全国妇联举行剧本讨论会，张雅文在场听取意见。会后，由潇湘厂编辑潘宇凡同志根据专家发言录音整理了文字意见，妇联领导、中央台影视部领导各留存了一份，寄了一份给张雅文，希望她能按专家意见修改。
现在讨论会录音磁带尚保留在我厂。
二、关于编剧署名问题
5月8日，我们在梅地亚举行赵冬苓创作提纲讨论会，根据采访的材料，导演要求赵冬苓要全新创作，从零开始，不要局限原稿。
6月25日，赵冬苓交付了剧本。7月6日，我们在中央台组织了专家讨论，一致认为剧本有质的飞跃，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达到拍摄标准。
导演黄建中提议，要尊重赵冬苓的创作成果，赵冬苓是编剧，随后，摄制组与赵冬苓撰写了补充协议，增加了赵冬苓署名为编剧的条款，但后来因故没有实施补充协议条款。
第二天，张雅文打来电话，说已经知道讨论会，为什么不叫她参加，情绪很不稳定，并要看赵冬苓剧本。
为了不使张雅文情绪波动，我在装订剧本时，还是按原拟定署名方案，署名为编剧张雅文，改编赵冬苓，此事没有让赵冬苓知道，当时认为张雅文多次在电话中哭，说心脏病犯了，怕她身体吃不住。
在此后，张雅文就多次提出保证她的独立编剧署名，她看了赵的剧本后，认为完全脱离了她的原本，对自己未来的署名担忧。
九月中，张雅文找钟勇，要签个补充协议，钟勇认为有些条款不妥，钟勇9月18日到比利时后，与我商量。由我回国将补充协议寄张。补充协议有条件同意张雅文为编剧署名，张雅文没有回应我们。
2001年底，专家和领导审看电视剧，制作方根据俩位作者的创作成果，拟定署名原著张雅文，编剧赵冬苓，客观地体现两人的劳动成果，张雅文知道后，坚持要求署编剧名。张雅文曾多次与我谈心里话，谈到她的艰难，经常有自杀和杀人的念头。也向许多人谈过，制作方不堪其忧，为平息张雅文失落的情绪，几方领导做了赵冬苓的工作，最后做出了“编剧张雅文、改编赵冬苓”的署名。
三、关于剧名及居中人物、结构
2000年6月，我看到张雅文的材料后，就与张雅文讨论了未来的剧名。张提供了几个剧名，我认为都不理想，如：《中国女辛特勒》、《纳粹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当时也没想出更好的剧名，就暂定为现在这个，随后就以这个剧名签订了合同书。
我厂确定在2000年度投拍，时间紧，为了做好宣传工作，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向全国妇联提出报告，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提写片名。2000年9月初，我厂与全国妇联在深圳召开了拍摄新闻发布会，张雅文专从哈尔滨来参加了会议。
赵冬苓剧本创作出来后，张雅文最担忧就是怕更改剧名和编剧署名，多次写信给我厂厂长。我们考虑到中央领导己提写了剧名，也尽量让张雅文心理得到平衡，最后没有更改。
第一次看张雅文剧本的时候，我提出了意见，由于张雅文是按人物原型写的，基本上是一本流水帐，我就提出了剧本的基本结构，随后在多次专家讨论过程中，形成了剧本的完整结构方案及主题思想、人物关系和很多具体细节的设置。
如：故事的开头，金铃与德国将军的遭遇：张雅文写了两集俩人还没见过面。我提出应该在德军入城时俩人就应该相遇。
如：金铃一家与德国将军的关系，我提出不能按原型写，不要与国民党联在一起，我提议把金铃父亲写为一名中医，为德国将军治过伤，建立了友谊。
通常，作为拍摄单位，在与作者约稿后，都会对未来的剧本结构、主题思想、人物关系提出要求，我们对张雅文提出了要求，同样也对赵冬苓提出了要求，质量标准是一个，而且时间都是在两个半月交稿。
剧中人物的名称我们要求不用真名，其实人物名称就是人物的符号。有些人物的名称是我们提议的，如：张雅文第一稿上主人公是个外国人名“文海伦”，我们认为不妥，建议改为中国人名，后改为金铃。
赵冬苓在接手创作后，我们提出原张雅文剧中主要人物名称不要改变。赵冬苓同意我们的意见。

　　　　　　　　　　　　　　　　200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