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官与吏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明代流行一种叫“挂枝儿”的小曲，跟我们今天的流行音乐差不多，有一首是这么唱的：“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作了吏”，可见官和吏之间差别有多大。

官吏之间的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在科举时代，官员的出身主要有三种，一是科举，一是门荫，也就是某人做了大官，子孙也能够获得做官机会，三是军功，除此之外，其他途径是很难进入官员体系的。既然不能做官，如果想获得政治资本，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充当胥吏，也就是给衙门办差，充当胥吏的人，得要承担许多具体事务，比如办理公文、裁解诉讼、治安缉盗、征办赋税等等。这些胥吏没有或者很少有俸禄，有时候还得自己搭钱进去，甚至为此搞得家破人亡，所以逃避当差的人很多。到了后来，形式慢慢改变，一些人发现其中有利可图，就主动当起了胥吏，开始为害一方了。

这些胥吏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呢？黄宗羲曾经在《明夷待访录》中总结出了三点：第一，依仗官府的权势，乡民不敢为难他们；第二，官员都是外来的，胥吏却是土生土长的，官员基本上管不了他们；第三，他们世世代代把持地方政务，世代相传，根基牢不可破。也许皇帝换了，江山换了，他们的权力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对于基层小吏的能量，十年砍柴做出了这样的通俗解释：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升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搜刮一番民脂民膏，就拍拍屁股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父亲当一辈小吏，老了就让儿子接着当。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悉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是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活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所以中国有句俗话：“不怕官，只怕管。”皇帝、宰相、巡抚、知府，乃至知县高高在上，一般老百姓见不着他们，老百姓和官府打交道，说白了就是和小吏打交道，所以说小吏的素质直接决定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态，人常说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但王朝那样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多数胥吏一定是欺上瞒下，这样做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关，在利益面前，道德实在是太脆弱了。

所以宋江、朱仝这样的基层小吏，与晁盖之流的地方黑恶势力相勾结，欺上瞒下，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