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晁盖等七人在黄泥冈上劫了生辰纲，负责侦缉工作的济州府三都缉捕使臣何涛经过仔细排查，确定晁盖有重大作案嫌疑，遂来到郓城县实施抓捕。郓城县押司宋江得知案情之后，不但没有秉公上报，反而借故打了个时间差，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事后郓城县的都头朱仝，在缉拿疑犯途中，也故意制造机会，让晁盖一行顺利逃脱，这一回，《水浒传》中唤作“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按照传统的说法，宋江和朱仝这是上应天命，不顾个人安危，恢弘江湖义气的表现，可要是在法治社会，宋江这样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以权谋私，泄露国家机密，并且利用个人手中的权力，主动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宋江作为郓城县的基层干部，享受着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为什么不去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反而这样贴心贴意给晁盖之流的地方恶势力提供保护呢？十年砍柴从历史的角度给予了答案：

原来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但在汉朝的时候，小吏和大官之间，有直通车，小吏作得好，可以从一个县衙门的巡捕开始，一直可以做到两千石的太守，甚至进入朝廷做到廷尉、宰相这样的高官。汉代的开国君臣，一大帮出自小吏，比如当过亭长的刘邦，当过县衙门文书的萧何，等等。尤而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当官的和具体办事的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具体说到宋代，这种情形更加突出了。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职业军人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修文偃武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数倍。如此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满，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揩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心，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基层干部遇到了“天花板”困境，上升的空间太有限。

我们看《水浒传》中对宋江出场的描写，说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戏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生平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相助，端的是挥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这样一位文武兼备的模范公务员、享有盛名的杰出慈善家，却因为制度的原因，始终不能得到升迁，只能委身于庸庸碌碌的济州府府尹乃至郓城县县令之下，永无出头之日。不但如此，他还时刻可能遭遇不公平待遇，“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甚至连累到父母和家人。环境如此之窘迫，宋江要想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除了寻找体制之外的其他途径，哪里还有其他机会呢？

用十年砍柴的话说：“人在一个岗位上，总要有些奔头，否则就会有别的想法的。”宋江、朱仝这类小吏，受环境所限，在体制内既然没有了奔头，也就不得不主动充当“黑社会”保护伞，为自己寻找另外一条后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