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岳母三次进疆

   1966年冬天，我们发了一份电报回老家，请我的岳母来新疆带孩子。

   秀芬母亲不识字，也从未出过远门。岳父只给了岳母10块钱作路费，她小心用手绢藏在棉衣的最里层夹层中。岳父和我的小妹素兰送她从常州上的火车。

   那时正是社会大乱时期，各地还在大串联，火车不正常运行，交通混乱不堪。中途在郑州转火车时，岳母被人骗走了5块钱。在路上，她正好来了例假，火车车厢里站满了人，连厕所都无法用，她只好任经血染在棉裤上。岳母看不懂字，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张写着新疆地址的信封，一路打听一路哭泣一路往前走，终于来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

   在火车站的招待所安顿下来，她等着我去接她，却怎么都不见我们的身影。弹尽粮绝，大哭不止。后来有好心人帮她，她才坐汽车来到乌市驻农七师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很热心，告诉她说“到了这里就是到了家”，然后联系去奎屯的汽车。在车上，她认识了一个也是从内地去农七师探亲的奶奶还有一个小孙女，于是，老小三人搭伴。汽车停在离奎屯还有100多米的地方并不拐进去，她和老奶奶就像蚂蚁搬家那样，一点点把行李往前挪。正好遇见也是农科所的顾春林，顾安慰她们说：“别哭，杨秀芬我认识。”马上打电话到了单位。终于，母女相认，抱头痛哭。

   其实，我是按时去乌市接岳母的。第一天没接到，因考虑误车，第二天再去接，又没接上，一连去了五、六次都空身而回。失望了，就回了奎屯。回到家，得知岳母已先于我到达奎屯了。原来，她是被农七师办事处工作人员接到办事处了。我一直住在办事处，只知到车站去接，没想到巡访女客房，也未想到与家里电话连联系，我们同在一个师部的窗口打饭却彼此不知。回家被秀芬责怪我“无用，书呆子”不枉。可见我处事不灵活。

   68年4月18日，东东出生。添了男丁，自然皆大欢喜。谁能料到日后他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与艰辛。

   69年元月底，学校放寒假，家里来信催岳母回去。秀芬决定请事假带着两个孩子将岳母送到家。我送她们到乌市。上火车后突发奇想，觉得学校反正没什么事，离家已近四年了，确实想回去看看，就临时决定补票和她们一块回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车上人很多，穿着出发时的胶鞋，一直站到常州下车。

   几年在外，家乡面貌毫无变化。“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7分钱，岳父外出做木工，5角钱一天，还要交队；父亲在马桥饭店打工，哥哥在孤山渔场养鱼。回到家后，立即给学校写了封信，说明请假事由，并于开学前赶回学校。这次回家把红花留在了素兰家，东东留在东兴她奶奶身边抚养。

   69年的9月初快正式上课了，秀芬又怀孕了。当时的新疆计划生育尚未实行，生三四个的极普遍，但我们觉得已有一男一女很称心了，再有，怕负担不起。两个人商定不要第三胎，并定下日子做人流。

   我借了辆自行车向赵副主任请假说要载她去医院。赵是个心细的人，问我已有几个孩子，有没有做过人流？我说已有两个孩子，二月份做过一次人流。她说连续做人流会伤身体，这次不要做了，三个孩子不算多，等生下这胎再做绝育手术。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回去对秀芬一说，她同意了。于是，柳柳就保留了下来。如果我当时向别人请假，或者不请假就走，那也不会有如今的老三了。应该感谢赵副主任，她确定是个负责任的人。“一念之差，后果迥异呀”！

   70年5月2日凌晨5点钟左右，秀芬忽然觉得肚子疼要临盆了。我急忙穿上衣服去叫曹医生。（曹是孙正纲老师的爱人，师医院妇产科医生）等我把曹医生领进家门的时候，孩子（柳柳）已经降生，由他妈妈双手托着了。那孩子瞪着乌黑的双眼，正静静地扫视着这神奇的世界呢。喜悦之情充满斗室。曹医生帮剪断了脐带，作了必要的处理，笑着向我们道喜，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孩子报户口时初名杨柳叶，上学时，经两人商量：两个男孩儿一家一姓，大的姓杨，叫杨卫东，小的取两人的姓氏为名，叫叶杨（我私自改为“扬”）至今的身份证上仍沿用此名。

   70年秋天，应我们之邀，岳母第二次去新疆，为我们带小孩，顺便把红花和东东也带去了新疆。因为当时红花已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东东尚小，必须跟随外婆。

   奎屯针织厂是59年从上海整体搬迁到奎屯的。早在农科所时，通过王金克的关系认识了针织厂的退休工人裴奶奶。她老家在靖江新桥一带，正好她探亲即将返疆，经联系，岳母就同她一起到新疆去了。

   五口人，十几平米的房间，虽没什么家具，仍显得拥护不堪。71年开春时，家里已不宜生火做饭，便在门边的屋檐下砌了个炉子，在那里炒菜、做饭（食堂里也可凭饭票买到主食，有白面、玉米面馍、糊糊）粮本上五个人定量六个人吃，足够了，就是食油已无供应，守着20几斤的数字，炒无油的“红锅菜”。我有严重的胃病，不宜吃苞谷面馍，仅10%的白面几乎让我一个人吃了。有时擀面条，只有玉米面中掺少量白面起粘合作用，有时用这种混合面在平底锅上摊成又薄又脆的饼子，以调换口味，孩子们也爱吃些。

   那年，张汉荣受我父母之托，帮我们带来几斤用螃蟹肉和猪油熬成的稀罕物，救了我们的急，炒菜、拌面条均可，真是雪中送炭呀。71年9月，红花上了学前班。朱鸿飞、郭爱珍已调到中学部，郭爱珍当了幼儿园的阿姨。秀芬仍在菜地劳动，岳母常带着两个孩子到菜地去。

   71年的深秋，霜重冰寒，家里来信叫岳母回去。我们难以挽留，她又带着东东回去，我们把他们送到汽车连。这次是和王绪珍一块回去的。对不住老人家，她为我们无私地付出，从无怨言。这次来疆，是她老人家在新疆度过的一年最为艰苦的日子。

   就在回到家的第二天，东东出事了，触摸电动抽水机闸刀而触电。大队赤脚医生将受伤的右手四指一同包扎，又不及时观察、换药，导致手指溃烂化脓。伤好后，失去了无名指和中指一、二节且中指根部与食指根部粘连，终生残疾。

   家里的两位老人知道闯了大祸，怕我们责怪，一直不敢告诉我们。直到72年春天才托张汉荣带给我们一张画着东东右手图样的纸片，我们才知道东东手残的实情。

   1975年秀芬带着红花回去探亲，顺便把东东接回来上学。

   1981年春天，岳母忙完农活，第三次来新疆探亲。这次来，孩子已经长大。岳母和我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她帮着人家带了一个孩子，名字叫喜子，每月挣20块的零花钱；还去田地里挖土豆；去东果园摘啤酒花卖钱；老人包粽子有绝活，这里的南方人挺多，到了年节假日，都请她去帮忙扎粽子；她忙得不亦乐乎，还让我给她钉过一个冰棒箱，在一小的门口卖冰棒。直到1984年夏天，秀芬又要回老家探亲，她才和秀芬一起回到了老家。她们前脚才走了不到一个月，红花就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曾经发电报一封，让秀芬在南京接应红花，哪知那份电报至今未曾收到。等秀芬返回奎屯，听说女儿已经去了南京，才知道彼此错过了见面的机会。1986年5月，我们全家调回了家乡。

这张全家合影摄于1982年外婆第三次来新疆之时。这是仅存的在KT时的照片。

1986年全家搬回内地，所有在新疆时的照片都不知去向（包括我自己的照片）

  音乐插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