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要出伟大的文学？

○许石林

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一次演讲时提到，最近总有人问他：为什么在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伟大作家？为什么没有鲁迅、胡适这样的大言论家？为什么总是难以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大作品？对此，他的回答是，首先，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趣味分散的时代，要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或者大师很难；其次，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关系，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热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这些只是外在原因，今天中国的作家还存在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当代作家身上有几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场要求的出产必须快，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规律之间的矛盾。

我理解了雷达先生的话。

随后我的疑问是：一个时代到底因什么而伟大？伟大有没有量化的指标还只是情感式表达？是我们假定它已经伟大了，但还没有产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物质的、精神的产品比如文学，要赶紧补上？还是因为产生了伟大的精神产品比如伟大的文学而使时代显得伟大？一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伟大的文学就显得该时代的伟大成色不够纯或还没有伟大透？一个没有伟大文学的时代其伟大还是凑合着伟大？难道伟大的文学不是伟大时代的伟大组成部分 ?

以我粗浅愚钝的理解：也许正因为一个时代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富足、安定、没有战乱和灾祸，精神生活有各自排遣和安顿的渠道和方式，虽有困扰和矛盾但也还不至于影响其基本的生活质量。社会和生活就是在不断的满足和不满中前进着。这个时代就算不错。轰轰烈烈、风云激荡、大起大落、大变革的时代，是诗人和文学家喜欢的时代，是诗人和文学家喜欢追忆描摹的时代，不是普通人喜欢的时代，普通人喜欢的伟大时代其实数千年一直未变，即安乐富足、生生不息。而安乐富足的时代不一定是诗人和文学家感到特别爽的时代，尤其不一定是伟大的文学和文学家逞能的时代。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文学伟大的时代，往往是危险的时代，是普通人生活不幸的时代。

用同在一个版面上，学者陈鼓应先生回答记者王光明的采访，说了一段话：“古人处境艰难，为了生活得好一些，积累了相当的生活智慧……”文学作为精神产品，是不是生活智慧？当然是。什么是“处境艰难”？就是生活在不幸的时代。正因为这个时代生产力低下、获取生活资料艰难、生活普遍不幸，于是古人才本能地注重任何来自生活的经验，并将起通过思想转化为智慧和哲学。

文学是思想和心灵的艺术，是一种促使人理解和认识生活时，尽可能便利地获取幸福感的艺术。只有幸福感不容易获得的时候，文学才要用力去满足，文学才要伟大地去满足。如果说幸福感就是井中取水的话，不幸的时代犹如干旱的高原，井特深，井绳就特别长，取水特不方便。文学如取水的井绳，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一根特长的井绳，非要挖口深井再弄跟长绳，国家不幸诗人幸，吃水不幸井绳幸。

可能，当今人们理解的文学和伟大的文学，其价值衡量体系还是以往的从艰苦战乱年代产生的体系，那个时代的文学其实不是文学，是政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学都是政治——这是西方什么大人物说的。

文学当然要解决当今人的精神幸福问题。这才是文学面临的问题，是文学一直面临的问题。一个依赖文学的时代不见得就是好时代，一个忽视或扼杀文学的时代也不是伟大时代。“趣味分散”有什么不好？争取了多少年，经过了多少努力，人们才趣味分散了；“孤独写作”在当今更加艰难，你看“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却不能“俊得江山助”，为什么？因为山野已经开发了，每一寸土地和山石都是有主人的，不是让你随意结庐隐居种菊花的；“作家自主弱化”，作家是人群中的一类人，在一个人们不崇文甚至鄙视文的时代，连语文都要国家规定成为大学必修课，可见产生作家的人群土壤其文化是多么贫瘠。

当今文学面临的问题或者说困境，是所有人的问题，不只是文学家的问题。人面临困境了，就会在人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上反映出来。汪曾祺先生说：他看见北京公共汽车上青年人拼命地挤，就知道京剧要衰落了。这种形象的表达，教给我们一种理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