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咖啡杯里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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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如果你想知道今天的国际新闻、娱乐八卦、股市情况、银行汇率、产品价格，如果你想了解某个公司的背景实力或某个尖端学科的发展动向……你的第一选择肯定是——网上冲浪！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信息渠道和传递速度。但是，这类问题如果在三百多年前提出，答案肯定是另一个：去咖啡馆！在那里，你只需花一杯咖啡的价格，就可以听到小道消息，测到政治风声，嗅到商业味道，戏说桃色八卦；你还能参与政治辩论、科学讨论、艺术争执……17世纪中叶，咖啡馆文化席卷欧洲，就像今天的网络大潮。

特别在还没有出现报纸的年代，咖啡馆就是欧洲的媒体、通讯、论坛和信息库，是各种信息的交换中心。后来，水满则溢，咖啡馆的大堂和露台已无法满足消息传播的需要，于是欧洲的报业应运而生。无论是在奥地利、意大利，还是法国、德国，欧洲各个国家的第一份报纸，几乎都是在咖啡馆诞生的。

1760年，意大利诗人卡洛·戈奇（Carlo Gozzi）和他的哥哥伽斯帕罗·戈奇（Gasparo Gozzi）一起，在威尼斯的弗罗里安咖啡馆里策划发行了意大利的第一份报纸《威尼斯日报》，并在那里发行。 1760年2月6日的创刊号上明确标注：本报可在圣马可广场上的弗罗里安咖啡馆里购买，想为报纸提供消息的人也请到弗罗里安。报纸卖了几期之后，由于读者群体的迅速增长，销售点不仅由弗罗里安一家扩展到多家咖啡馆，而且从咖啡馆延展到书店。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弗罗里安的发行量远远超过在城中著名的保罗·哥洛姆巴尼斯书店（Paolo Co-lombanis Book Shop）。报纸与书籍不同，它自从诞生，就带着服务于大众的世俗色彩，就涵蕴着浓重的商业气息，从每期的《威尼斯日报》里，读者不仅可以知道各种各样、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还都能获取五花八门、使用快捷的广告信息，比如说：

“画家弗朗西斯科·古阿迪（Francesco Guadi）又有新作问世，有意购买者可到弗罗里安与画家联系。”

“我们收藏 有著名艺术家的稀世珍品，有意购买者请到弗罗里安与代理商联络，您可以从代理商那里得知有关名画收藏地与出售者的具体信息。”

“为了不影响报纸的正常发行，我们每月将单独发行一份货物价格的明细表。若想登录新物品，请与弗罗里安联系。”

在1760年3月27日的报上登了一则寻物启事：“本人丢失一个绿色丝面的手提包，内有五枚威尼斯金币和银币，拾到者请交给弗罗里安诺先生，他将代我保管并给拾包者一枚金币以表酬谢。”随着报上各种寻猫找狗的启示增多，报纸的读者群也广泛扩大，戈奇兄弟堪称广告业的鼻祖。所以照我看，戈奇兄弟创办报纸的目的并非真为传播消息，而是聪明利用了大众对消息的细腻需要和好奇心理做了桩生意。我不得不赞叹威尼斯人的精明，不管他们是偷窃圣马可的尸体或从东方进口咖啡，还是开办展览出报纸，客观上都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

咖啡与酒精不同，它虽然可以使人兴奋，但不会导致情绪失控，而咖啡馆文明的氛围和咖啡便宜的价格，也是咖啡在市民和中产阶层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从学生、职员、文人、艺术家到普通劳工，对许多并不富有、但需要社交生活的男人来说，去咖啡馆是最佳选择。他们不必去豪华的娱乐场所挥霍，只需花几枚硬币就可以坐在咖啡桌旁会友谈天。通过谈天，人们可以交换新闻，获得知识，了解世界。人们边喝咖啡，边听诗人的朗诵、文人的高论、旅者的妙闻、艺术家的激进观点以及政治家的煽情演讲。客人们不仅能听，还能就各种话题投入辩论，各抒己见，在辩论中整理自己可能并不明晰的思路，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从学识和才智上完善自己。所以，在英国的年轻人中流行过一首打油诗，将咖啡馆戏称为“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

这样好的大学，

到哪儿都找不到。

只需要一个便士，

就可能成为学者。

自发性的对话与辩论，使咖啡馆逐渐具有了沙龙性质，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然而然地组成一个个主题不同、流派不同的文化圈子。早在莎士比亚时代，文人们就有了松散聚会、自由辩论的精神需要，不过那时的聚集地不是咖啡馆，而是酒馆，比如说，伦敦弗里德大街（Friday street）的美人鱼酒馆（Mermaid Tavern），那里的常客除了莎士比亚和他的演员们之外，还有诗人波蒙特（Beaumont）、弗莱切尔（Fletcher）和约翰·多涅（John Donne）。后出的咖啡馆，比酒馆更具有文化氛围。

坐落在伦敦卡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威尔咖啡馆（Will’s Coffee-house）是17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故居，以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为核心的诗人群体，在那里整整活跃了30年，诗人们在那里朗诵、交流、辩论，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名篇在这里构思问世。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3年12月3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他到威尔咖啡馆小坐，看到德莱顿和“城中所有的智者”正在进行“诙谐、愉快的交谈”。德莱顿去世后，许多文学团体将论坛逐渐转移到巴顿咖啡馆（Button’s Coffee-house），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和爱尔兰小说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维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先后成了咖啡馆的明星。乔纳森去世后，伦敦随即出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咖啡馆。

牛顿等科学家生前也是咖啡馆的常客。比如在伦敦的希腊咖啡馆（Grecian’s Coffee-house）和紧靠圣保罗大教堂的马林咖啡馆（Marine’s Coffee-house），是牛顿和他的同事们经常造访的据点。希腊咖啡馆的客人多是皇家学院的尊贵会员，而马林咖啡馆的常客却成分复杂，不仅有科学家和学者，还有许多水手和航海家。常年与自然较量的水手和航海家们希望能从科学家那里了解更多关于自然的知识，科学家们则乐于展示自己的研究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咖啡馆成了最早的科普讲堂，也是科学与商业结合的实验地。

咖啡馆是金融改革与实践的温床，诸如保险、彩票、合资、贷款，甚至技术入股等许多现代商业模式都起源于早期咖啡馆生活的有益实践。最好的例子，是爱德华·罗依德（Edward Lloyd）于17世纪80年代在伦敦开张的罗依德咖啡馆（Lloyd’s Coffee-house），那里几乎成为船长、船主及海员会面的固定场所，罗依德站在柜台就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海上见闻，参加他们的货物拍卖。时间久了，细心的店主开始注意信息的收集，并且建立了一个四通八达、广布国外的消息网，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汇总，编辑成册，送给订户。最初，罗依德亲自誊写，后来由于需要量越来越大而改为印刷……久而久之，罗依德咖啡馆变成了船主与保险业主签写保单的办公室。后来，随着业务量增多，一些保险公司分别在咖啡馆承租房间，固定办公。雪球越滚越大，1771年，79位保险业主在咖啡馆联合成立了英国史上著名的“罗依德公会”（Society Lloyd’s）。有谁能猜到，当代轰轰烈烈的全球保险业，竟起步于一个小咖啡馆？

————以上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咖啡馆里看欧洲（余泽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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