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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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文虽然说30年前发表的 文章,但颇有前瞻性。其中心思想是: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口质量。在国家三胎政策出台之时,此文的思想显得很重要,故再次发表。我认为,国家的这一政策,将有助于中国提高人口素质。文章虽然长了一点,但逻辑严密,依据扎实。欢迎批评、讨论。此文1991年获“首届人口学研究奖”三等奖。发表于《人口研究》1991年第4期。)
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
许金声
巨大的人口数量,无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然而,我们在看到人口多的国情,加强人均意识的同时,必须也加强人口素质意识。提高人口素质,挖掘素质潜能,不仅对于发展经济,而且对于降低人口数量,对于把中国人口数量多这一基本国情由劣势尽量向优势转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人口数量多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吗?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世界36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统计数字,1988年在人口密度超过中国的15个国家或地区中,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低于中国的只有2个,其余的13个国家人均GNP均高于中国。
从表1看到,日本、联邦德国、意大利的人口密度分别是中国的2.93倍、2.24倍和1.68倍,人均GNP却分别是中国的63.70倍、56.00倍和40.39倍。甚至连印度这样的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上表的比较至少可以说明,中国的人口多,并不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基于以下原因:
1.固然中国的各种自然资源绝对量多数在世界中居前列,人均占有量居后列,但是,在人口密度超过中国,人均GNP也超过中国的国家中,仍有一些国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
于中国。例如,在上表的15个国家中,人均草原面积都低于中国;意大利、英国、印度的人均林木蓄积量低于中国;菲律宾、日本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中国。
2.在人均自然资源高于中国的不少国家中,其人均GNP高于中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人均自然资源高于中国的程度。
3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远远不如人均GN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例如,中国人均耕地、人均河川径流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人均主要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分之一;然而,中国的人均GNP却是世界人均GNP的十三分之一。
4.尽管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是世界上矿种比较齐全,矿产资源基本配套的少数国家之一。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两者间的关系不能简单说谁更重要,谁更次要。然而,至少从研究方面说,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素质不如对人口数量重视。
二、人口素质的概念及其测量
关于人口素质的概念,笔者采用这样的定义:人口素质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能产生影响的功能属性的总和。人口素质可以分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大方面,其中心理素质又可以分为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人口的身体素质主要用一岁以下(或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等指标来衡量;人口的智力素质主要用识字率(或文盲率)及小学、中学、大学入学率等指标来衡量;关于人口的非智力素质,目前尚无通用的指标,具体设立什么指标,要根据研究的目的而定。笔者认为,人口的非智力素质可主要分为进取性和协调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功能。
关于人口素质的划分,还可以从人口素质与现实生产力关系的密切程度,把人口素质划分为潜能素质与表达素质。潜能素质又可分为先天潜能素质和后天潜能素质。先天潜能素质主要是由人类的遗传所决定的素质。后天潜能素质则是在先天潜能素质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化和社会生活的作用而形成的素质。作为人类遗传所决定的先天潜能素质,不同的民族之间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但作为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后天潜能素质,不同的国家之间却有较大差异。潜能素质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地转化为表达素质。表达素质是能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的素质。
人口素质指数,是描述和评价人口素质状况的重要工具。但目前国际上还缺乏通用的人口素质指数,特别是整体人口素质指数。目前经常被作为人口素质指数使用的有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即PQLI。PQLI由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三个指标换算而成,它主要反映身体素质和部分智力素质。
三、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
为了分析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采用PQLI与人均GNP作比较。关于人均GNP的计算方法,由于原有的汇率法有一些缺点,国际上一些学者正在研究另一些方法,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鉴于这些方法尚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仍采用按原方法计算的人均GNP数据。另外,如采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以1.3至2.1的换算系数进行换算,我国1989年的人均GNP应在429元——693美元之间。由于这样的数据(甚至更乐观估计的数据)离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很大差距,而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P也要相应提高,故有关人均GNP的计算问题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论点和结论。
参见《中国经济基本资料》。
张志刚,《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
刘铮,《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1982年第4期。
魏津生,《近10年来中国人口控制评估》
从表2我们看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世界人均GNP是中国的13倍多!我国的PQLI在1989年统计的129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54位。PQLI高于我国的国家共有53个,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GNP低于我国;PQLI低于我国的国家共75个,尽管它们的PQLI平均数远低于我国,但人均GNP却高于我国。我国的人均GNP在世界居第103位,人均GNP高于我国的国家有102个,尽管其人均GNP远高于我国,但PQLI平均数却低于我国。
以上比较雄辩地说明了中国PQLI远远超前,而经济发展大大滞后。我们由此可得两个基本结论:
1.由于PQLI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需求满足程度的指数,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建国以来在解决温饱问题、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2.诚然我们没有必要在人均GNP达到比较高水平后才注意提高PQLI,但我们同时应该意识到,PQLI相对于人均GNP远远超前的情况,表明了在我国人口中蕴藏着极大的潜能,这些潜能没有被开发与利用,而是被白白浪费掉了。因为同等程度的身体素质与智力素质,理应创造同等数量的价值,较好的身体素质与智力素质,理应创造更多的价值。
如何评估中国人口潜能(PQLI)的浪费情况?笔者试采用这样的方法:分别将中国与世界129个国家和地区中,PQLI比中国低的26个国家,以及人均GNP在400—1000美元的27个国家相比较。
根据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大体推断,中国在PQLI为75.9这样的水平上,人均GNP至少应达到1345美元,实际落后了1015美元;中国在人均GNP330美元这样的水平上,PQLI达到53.9即足以胜任,实际超前了22.0。
上述评估只是对中国PQLI超前情况所作的最低限度的评估。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在中国PQLI为75.9这样的水平,人均GNP应达到5637美元,在中国人均GNP330美元这样的水平,PQLI达到36.6即可胜任。
四、对于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研究
从PQLI的设计者莫里斯的最初意图看,他想用这个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满足状况。实践证明,该指标的确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但是,当用它来衡量一个国家总体人口素质水平时,其局限性就呈现出来了。例如,它反映不出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由于它只有成人识字率这一指标,我们无法得知人口中受到各种教育程度的人的情况。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再加进一些指标。在这里,我们加入的指标是中学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这两个指标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0与0.65),其计算方法可参照PQLI,先把中学、大学入学率分别换算成指数,然后再与组成PQLI的三个指数合并,求出综合指数,我们把这一新的综合指数称为“身体智力素质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结果如下:
从表4看出,中国的身体智力素质指数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接近),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NP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身体智力素质指数仍是超前的。超前的大体评估是:在中国50.1这样的身体智力素质指数水平,人均GNP至少应达到1121美元,中国落后791美元;在中国人均GNP330美元这样的水平,身体智力素质指数最多达到38.9即可胜任,中国超前11.2。这仍是最低限度的评估。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中国的人均GNP应为4387美元,中国的身体智力素质应为26.2。
五、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人口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成正相关关系。例如,PQLI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是0.60,身体智力素质指数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是0.67。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应越高。然而,对于中国说来,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原因又在何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人口素质作更详细的比较。在这里,我们试把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分开作比较。人口身体素质综合指数由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指数和平均期望寿命指数换算而成;智力素质综合指数由成人识字率指数、中学入学率指数、大学入学率指数换算而成。
从表5我们看到,中国人口的身体素质指数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远远超过人均GNP在400——1000的27个国家的水平。计算机回归分析表明,按中国人口这样的身体素质,人均GNP应达到6330美元。中国人口的智力素质指数虽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人均GNP在400——1000的27个国家的水平大致相等,鉴于我们所用来比较的这27个国家的人均GNP都高于中国,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如要采用购买力评价方法进行新的估算,它们的人均GNP也会与中国一样,将有程度不同的升高。因此可以认为,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人口的智力素质指数水平还是略微超前的,或至少是适应的。计算机回归分析表明按中国人口这样的智力素质水平,人均GNP应达到2558美元。那么,中国人口素质的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主要问题,不在身体素质,甚至也不在智力素质,而在于非智力素质(即人口的进取性和协调性)。正是由于中国人口的非智力素质(指表达素质)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才使得身体素质与智力素质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中国人口的非智力素质
关于人口的非智力素质,目前尚无通用的指标,要评估中国人口的非智力素质状况,可参考一些抽样调查结果。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等单位于1987年联合进行了“中日青年工人劳动意识调查”,其中有问题直接涉及到人口的非智力素质问题(见表6)。
劳动积极性是人口非智力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表6我们看到,中国青年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明显不如日本青年工人。不仅工作现状不如日本,而且强烈希望具有好的现状的中国青年工人也远不如日本青年工人。
中国人口素质存在于非智力素质方面的问题,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论证。在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总投资比例逐年减少(从1980年的12.40%降到6.50%)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快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两者差距在明显缩小。(表7)
考虑到物价上涨、剪刀差等因素,由于表中数值为当年价格,而且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有一部分为农产品(1980年农村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68.9%,1989年占45.1%),故全国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比全民所有制工业职工还要大一些。(表8)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提高更快造成的吗?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从身体素质来看,消费水平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消费水平的比率并没有发生变化。
再看智力素质方面,农村劳动文化程度提高的速度低于全国总人口文化程度提高的速度。
从表9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皆有上升,而文盲有所下降。农村劳动力中,除大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略有上升外,具有高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反而有所下降,文盲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从每百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来说,农村劳动力的发展皆低于全国总人口的速度,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所占比例也超过了全国总人口水平。再考虑到我国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因素(例如全国农村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从1980年的2999.7万,发展到1989年的4720.2万。面临这种情况,本应需要更高的智力素质水平才能适应)我们有理由推论,农村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并不是主要由于身体素质的提高,也不是由于智力素质的提高,而是由于非智力素质(特别是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正是由于非智力素质的提高,使农村劳动者原来有限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潜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至少优于全民所有制工业职工。这种情况启示我们,中国人口素质的潜能要到得开发,首先应当突破的是人口的非智力素质,非智力素质是我国人口素质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因素。
七、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
为了更好地说明人口素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笔者尝试提出“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
木桶理论是可用来说明一个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假定一只木桶是由多个高低不同的木板组成的,它的容量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因为如液体平面超过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时,液体就会溢出。因此,如果要增加木桶的容量,首先必须加高最低的那块木板。
把木桶理论用于人口素质分析,我们假定中国的人口素质木桶共由三块木板组成(不含桶底)。每块木板各自的全部面积是后天潜能素质,每块木板的宽度乘最低那块木板的高度等于各自的表达素质。木桶的容量是经济和社会效益。依据前面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身体素质这块木板最高,面积也最大,智力素质木板次之,非智力素质木板最低最窄,面积也最小。如果要修补木桶,其所需增加的木料的面积可理解为成本。(如图1)
H=决定木桶容量的高度
图1.木桶理论示意
从图中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中国人口素质面临的形势:
1.中国要提高整体人口素质,并且使其能最直接最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
首先提高非智力素质(提高非智力素质需要调整和改进社会结构,如管理分配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等,此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由于非智力素质木板本身的宽度小,每增高一定高度所需的木板面积就小,提高的成本或所需的投资也小。而每提高一分非智力素质木板,就意味着能使数倍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从后天潜能素质状态下解放出来,转化为与现实生产力有更直接关系的表达素质。非智力投资是投入少、产出多、见效快的高效投资。
2.如果继续只增高身体素质或智力素质,其结果只能增加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潜能素质,而不是表达素质。这固然也有一定意义,但这种增高需要有极多的投资,其中身体素质需要的投资更多。在非智力素质增高缓慢甚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于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投资只能是低效投资,甚至有可能是无效投资。
注释:
文中数据除注明外,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中国人口年鉴1988年》、《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儿童状况一1991》,或根据其中数据计算。本文涉及的指标,一岁婴儿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口密度等由联合国人口司提供,成人识字率、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由联合教科文组织提供;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银行提供。
参阅《中国国情》,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
即参加国际比较项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换算系数。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