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班上的一名学生在教室走廊捡到了一百元钱并把钱交到了我这个班主任处，但就在我进班发布认领启事并进行相关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跟在我的后面一下子来了两个认领者，都说自己丢了钱。

这样的情况，让我不得不谨慎行事。于是，核对丢钱数目、甄别丢钱细节，可是，一番处理之后，我仍然没有分辨出真正的失主。我既无法核实这两名失主是否都丢了钱，也无法核实这一百元的真正主人到底是谁。就这样，这一百元到底是谁的，不仅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而且其结果也出现了多种可能性。

这样的情形，挑战着我的智慧，也激发了我的兴趣，到后来，笔者身边的多位班主任也加入了进来，就这件事情如何处理进行了分析、探讨。

前期，我们还是围绕怎么处理这件具体的事情而进行思考的。有班主任建议让两位前来领钱的同学写下钱的编码；也有班主任建议这一百元由两位前来认领者平分，每人五十；还有班主任说老师不应怀疑学生，建议老师补上一百，把学生的损失降到最低；甚至还有班主任建议找公安机关，对这一百元做指纹鉴定。但是，我们都非常注重事情的处理必需公正，我们既担心有人冒领，让真正的失主又蒙受了损失，同时又给了冒领者不劳而获的机会。沿着这种思路，仔细辨别所有我们能想到的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他们都不能完全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两个目标。所以，最终我们遗憾的放弃了这些处理方案。

在寻找具体解决办法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又对我们这种寻找问题答案的出发点进行了思考。我们认为，理想状态下，任何事情都有唯一的结果。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事情的真想却往往要受到于各种实际情况的限制，并不能如愿，就比如说，前文中说到的到底是谁的一百元的问题。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班主任，既然在处理学生问题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并不能一定找到公平的答案，我们是否还应该执着于寻找事情的真相呢？如果所有发生在班级里的问题并不是都需要有个确切的答案，那么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度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追问，让我们对处理学生丢钱这样问题的认识又深入了一层。对班主任而言，追寻问题的真相，就是要为问题寻找一个正确的结果，给学生一个公道。对寻找真相的执着，就是我们对探求结果的执着，就是引导学生求真的过程。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也显得非常必要，但是放到育人的大背景下来看，很显然还有比寻找真相更重要的任务。处理学生之间的问题，也是一种育人过程。这个过程中，很明显育人是第一位的，探寻真相应该是第二位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班主任既需要注重问题的结果，也需要注重处理问题的过程的育人功能，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果处理过程中无法保证探寻真相和育人功能的同步，我们应该确保能够进行的处理过程的每一步都有育人作用，等时机成熟再去探寻问题的真相。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放弃问题的真相不顾而去追求问题处理的育人效果，而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无法求得真相的前提下，退而次之的选择。这也就是说，重视处理问题的育人功能应该比得到问题的正确结果更为重要。所以，班主任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加注重挖掘每一个行为的教育价值，而不是紧紧盯着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但更深入的去思考，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与班级管理的目的相关。探寻那一百元到底属于谁的过程，其实只是一种管理行为。这种行为，其目的是捋顺班级内部矛盾，维护班级内部秩序，换句话说，是为育人服务的。但是，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关系，过于执着于探寻问题的答案，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为探寻不出问题的答案而耿耿于怀，必然会导致班主任的处理问题变成“问题驱动”，必然会降低班主任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对人的关注。长此以往，不仅容易让班主任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乱了分寸，而且会让班主任滋生出好大喜功的心态、功利的心态。

相反的，如果班主任能够始终关注问题处理过程的育人功能，那么，问题的处理过程给人的感受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不仅班主任不会为破解问题而焦头烂额，而学生也会自始自终感觉到受到教育的温暖。这是因为，根植于“育人”基础之上的管理会让班主任更加注重艺术和方法，会在处理的过程中更加尊重学生这个特殊的“生命体”，从而有更多的包容、耐心、敏感的看到学生的差异性，从而采用最为合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