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作为象征中华一统天下的标志性形象，类似今天的奥运标志，但谁都没见过，古往今来关于它的形象都是在文字中谈论的。怪！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战，军队行至洛河时，在周朝都城洛阳附近举行阅兵式，这种检阅的用心与其说是向已成傀儡的周王表示忠诚，不如说是示威和索要。周王面对政治权欲日益膨胀的地方诸侯们只能采取安抚之策，逐派大臣王孙满前去劳师。野心勃勃的楚王见面张口就问象征天下之权与正宗统治身份的“九鼎”的形象：“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的回答记载于《左传》：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一段话对“九鼎”的价值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描述：

    1、夏铸“九鼎”，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治实体夏王朝的建立。“九鼎”上铸有四方地域供物的形象，表达了对中央的服从。这就像奥运标志中的“五环”象征了地球人，显然没有一环是对大眼睛 E.T 这种宇宙生物的表征。

    2、夏铸“九鼎”后，“九鼎”就成为权力本身的象征。尽管任何政权都要灭亡，但作为政权象征物的“九鼎”是超越各个王朝的，是永恒的。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鼎仿佛是会自行迁移的，它表征了“天命”在人间实现的轮转。这又有些像今天祭拜泰山老奶奶，有人求送子，有人求发财，有人求升官。有灵验的，有不灵验的。而在谁身上“应验”了，就是那个无形的运气走到谁身上了。不然泰山上会有那么多还愿的红带？

     3、在这一意义上，“九鼎”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再是权力更迭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因为谁得到了“九鼎”，则意味着谁就获得了掌握政权的天命。所以，当野心勃勃的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则机智地回答：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不仅不能看，连问问长什么样都不行。2600年前就等待麦克卢汉那句半疯半真的结论：“媒介就是信息。”

（1964年，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一书的开头，以“媒介就是信息”的断言令世人震惊，现代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

    到了公元前290年，周王室的衰落已不可挽回，这一年秦相张仪向秦惠王建议：“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

    据《战国策》记载，这一次周王朝又得以保存“九鼎”不失，再次归功于另一位大臣颜率的机智。当时，不仅是秦国，齐、楚、梁等强国也垂涎“九鼎”。颜率首先利用齐国对“九鼎”的欲望而暂时克制了秦国的野心，随后又东访齐国告诉齐王，即使他们得到了“九鼎”，也不可能千里迢迢运到山东。

    “大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

    三百年前的王孙满用强调“九鼎”的天命与道德权威性来震慑楚王；颜率则用竭力夸张“九鼎”的体积和重量来欺骗齐王。显然，大家普遍对一个神圣之物的视觉经验的缺失，导致了前后两位周朝大臣得到机会渲染、夸张“九鼎”的功能与形象，制造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秘感觉，从而完成了他们保卫“九鼎”不失，救周朝于危难之际的政治任务。

    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任何考古文本记录了何人、何时见过“九鼎”，更没有相对详细的关于“九鼎”形象的描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国在公元前258年进攻周朝都城时获得了“九鼎”，但不久沉于河中（班固在《汉书》中把这一事件的时间记为公元前327年）。还有记载说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九鼎”又现于河中，始皇大喜并命令数千人下河捞起“九鼎”，当用绳子准备拉“九鼎”上岸时，突然河面现出一条龙将绳子咬断，“九鼎”从此消失。

    从秦始皇开始，“知识与权力”的象征不再是秘而不宣的“鼎”，而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的阿房宫和造山为陵的秦始皇陵。秦始皇，功盖天下，什么事都追求原创性知识产权。

    但注意：他由陶俑大军保卫的“帝国”至今还藏在地下，让我们猜测不已……这一点算是他对“传统文化”规则的遵循。

    历史故事表明，如果脱离对青铜器兴盛的三代文化在礼器使用中所赋予它神秘的、“非视觉”的视觉文化规则，而仅用当代人对青铜器造型、纹样的图像形式分析方法，是无法获得对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丰富人文意义和独特文化品质的把握。正如那句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选美时代明显过时的俗话：“不以貌取人”。

    这一通过“藏”而使“象”更加神秘；通过“藏”而使“看”更有意义；通过“藏”而使“鉴”更包含知识量的视觉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经典中看到它的关联与投影：

    关于“大象无形”的哲学思辩；

    关于“得意忘象”的语言论命题；

    关于“虚实相生”的艺术思维品格；

    关于“境生象外”的艺术审美境界；

    关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感创作追求。

    图像的“能量”，有时是通过“看不到”而彰显的，就像功夫中的“内力”，中医里的“经络”，笔墨中的“五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