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  Never  Forget  You”

                                  Ray  Bradbury

 

   When Ann Taylor came to teach at Green Town Central, it was the summer of her 24tr birthday and it was the summer when Bob Spaulding would turn 14. She was that teacher for whom all the children wanted to bring huge oranges or pink flowers. She always seemed to be passing by on days when theshade was green under the tunnels of oaks and elms. She was the fine peaches of summer in the snow of winter, and she was cool milk for cereal on a hot carly-June morning. And those rare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the climate was balanced as fine as a leaf between winds that blew just right, those were the days like Ann Taylor, and should have been so nameed on the calendar.

 

                      “我永远不忘记你”

 

 

   安·泰勒到绿城中央国民学校教书那年夏天，她过了二十四岁生日，而那年夏天，鲍勃·斯波丁就要满十四岁了。她是那样的一位教师，使所有的儿童都要送她大甜橙或粉红色鲜花。在橡树和榆树结成的华盖下绿荫低垂的日子里，仿佛总可以看到她的倩影经过。她是冬雪中美丽的夏桃，是六月初炎热早晨倒入谷片中的清凉牛奶。一年之中少见的几天日丽风和，气候恰到好处，就象在微风荡漾中暂歇片刻的树叶那样凑巧，这样的日子就象安·泰勒，日历上真应该用她的名字命名。

 

 

文字：美国·读者文摘（杂志·英文版）                             图片：真杜摄影原创



    至于鲍勃·斯波丁，则象个小堂兄弟，十月的黄昏，看见他在镇上踽踽独行，身后卷起一批飘零的落叶，就象一群秋天的耗子跟着他。或是听见他从风声啸啸的树顶上传来的声音，双手交替地爬下树，你就看到鲍勃·斯波丁来独坐在那里观赏世界了。

    安·泰勒小姐第一天早晨走进课室，在黑板上写了她的名字时，教室仿佛突然充满阳光，就象房顶向后推开了似的。鲍勃·斯波丁本来手里捏着一个嚼碎了的纸团打算扔过去，现在却让它掉到地上。下课后，他提了一桶水进来动手洗黑板。

   “你在做什么？”她正坐在讲台上改拼音作业，回过头问他。

   “你这黑板脏兮兮的。也许我应先问你才开始，”他说，局促不安地停手。

   “就算你已经问过我好了，”她说着嫣然一笑。给她这么一笑，他便飞快地洗完那些黑板，又拼命拍打黑板擦，粉末象雪花般在教室里飞舞。

    第二天早晨，她从食宿的住所出来，正要走到学校去，他碰巧经过那里。

   “嗯，我来了，”他说。

   “你知道，”她说，“我并不感到奇怪。”

   “让我替你拿着那些书好吗？”他问她。

   “喔，谢谢你，鲍勃。”

    他们走了几分钟，他没有出声。她转头稍微朝下瞥了他一眼，只见他非常自然，看来多快乐。等他们走到校园边上，他说：“我最好就在这里和你分手，别的孩子们不会明白的。”

   “连我都不知道自己明不明白，”泰勒小姐说。

   “那有什么，咱们是朋友嘛，”鲍勃说，一副天真坦率的神情。

   “鲍勃——”她欲言又止。“算了。”她说着就走了。

    此后两个星期，上课时他在那里，放了学他也在那里，从不说话。她做事，他就静静地洗刷黑板，太阳静静从天空慢慢西沉，只有纸张沙沙响和钢笔刮擦的声音。有时寂静一直维持到将近五点钟，那时泰勒小姐就发现鲍勃坐在最后一个座位上，等着她。

   “啊，该回家了，”泰勒小姐总是这样说。他就跑去拿她的帽子和外衣。然后他们走过空无一人的院子，谈天说地。

   “鲍勃，你大了要做什么？”

   “做个作家，”他说。

   “啊，志向可不小。”“我知道，但我要尽力一试，”他对她说，“我看过好多书。”

   他想了一会，说道：“泰勒小姐，求你一件事好吗？”

  “那要看是什么事。”“我每星期六都沿着狐山溪走到湖边去。那里有许多蝴蝶和小龙虾。你也来走走，也许你会喜欢。”

  “恐怕不行。我有事。”

   他想问她什么事，但没问下去。“我带些三明治和汽水。希望你能来。”

  “多谢，鲍勃，以后再说吧。”

  “我不应该问你要不要去的，是不是？”他说。

  “你想问什么都可以问，”她说。

   过了几天她送他一本狄更斯著的《孤星血泪》。他通宵没睡地读，后来两人讨论这本书。

   鲍勃每天去接泰勒小姐。有许多次她想告诉他不要再来，但始终说不出口。

   他在来回学校的路上跟她谈狄更斯、吉百龄和爱伦坡的作品。不过她发现要在班上叫他背诵却很难办到。想叫他的时候，总是踌躇起来，结果叫了旁人。他们走路时她也从不看他。但有几个傍晚，他高举臂膀用海绵擦去黑板上算术符号时，她不禁瞥了他几眼，一瞥几秒钟。

   后来有个星期六早晨，他穿着工作服，裤脚卷到膝盖，站在溪里弯腰抓小龙虾，抬起头来看见了她。

  “嗯，我来了，”她笑着说。

  “你知道，”他说，“我并没有感到奇怪。”

  “小龙虾和蝴蝶在那里？”她说。

   他们朝下走到湖边，坐在沙滩上，和风轻轻掠过他们身边，吹动了她的头发和她衬衣上的褶边，他坐在她身后几米处，他们沉默地吃火腿泡菜三明治，喝桔子水。

  “我没想到我会来这样的野餐，”她说。

  “跟一个孩子，”他说。

   那天下午他们再没有说什么。“这样不对，”鲍勃后来说道，“但我也想不出为什么。只是走来走去捉蝴蝶和小龙虾，吃三明治。可是如果妈妈爸爸知道了，他们会笑我，同学们会开我的玩笑。别的老师也会嘲笑你吧？”

  “恐怕会的。我也不十分明白我为何要来的，”她说。

   安·泰勒小姐和鲍勃·斯波丁的野餐聚会仅此而已：两三只桔黄与黑色丛斑蝶、一本狄更斯的小说、一打小龙虾、四份三明治和两瓶桔子水。

   下个星期一，虽然鲍勃等了好久，并未见泰勒小姐出来上学，她早就走了。那天下午，她因为头痛，提早离开学校。

   可是星期二放学后，他们俩又在那间静静的课室里——他高高兴兴地用海绵擦黑板，她平静地改学生的作业。突然间，法院大楼的钟响了五下。当当的铜钟声使身体震颤，教人觉得一分钟一分钟的老去。泰勒小姐放下笔。

   “鲍勃，”她说，“过来。”

   “是的，老师。”他放下海绵。

    她逼视他一下，最后他避开她的眼光。“鲍勃，我不知道你是否晓得我要跟你讲什么。”

   “晓得，”他最后说，“讲你我的事。”“你今年几岁，鲍勃？”

   “就快十四了。”

   “你知道我多少岁？”“知道，老师，我听人说过。二十四。再过差不多十年我也二十四，”他说，“有时我觉得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不错，有时你似乎也象有那么大。”

   “真的吗！”

   “现在静静坐下。最要紧的是我们明白我们的处境。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是世上最要好的朋友。我从没有过象你这样的学生，也从没对任何男孩有对你这样的好感。”听到这里他脸红了。她继续说下去：“让我替你说一句——你觉得我是你认识的老师中最好的一个。”

   “啊，不仅如此，”他说。

   “也许不仅如此，但我们得面对现实——社会和社会上的人，还有你和我。我仔细想过，鲍勃。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的感情。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的友谊看起来很特别。但你不是个平凡的孩子。而我也知道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很健全，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那都是因为我确实欣赏你的品格和好心。不过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要考虑的东西，除非你已经达到某一年龄。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表达得对不对。”

   “如果我年长十岁，再高四十厘米，那就完全不同了，”他说。

   “我知道，那仿佛很愚蠢，”她说，“你觉得你很成熟，正直，又没什么值得羞耻的。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可以正确地判断一个人的心智，能说：‘虽然这人在体型上还只是十三岁，可他是个大人，具有大人对于责任的观念。’但在这一天来临之前，我们得遵守一般社会对年龄和身材所定的标准。”

   “这个我不喜欢，”他说。

   “我相信我也不喜欢，不过对于我们的情形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想。”

   “是的，我知道。”

   “我们必须决定怎么办，”她说，“我可以请求调职，离开这个学校······”

   “那你不必，”他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们全家要搬到麦迪逊去住。”

   “那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吧？”

   “没有，没有，我父亲在那边有了一份新工作。离这里只有八十公里，我可以来看你，可以吗？”

   “你认为这样好吗？”

   “不，我想不，”他说。

    他们在寂静的课室里坐了一会。

   “这一切是何时开始的？”他无可奈何地问。

   “我不知道，”她说，“从没有人知道。几千年来都没有人知道。有时不应该互相喜欢的两个人喜欢上了。我不能解释。”

   “有一件事我要你记住，”她最后说，“你能在生活中找到补偿。你现在觉得难过，我也不好过。但是以后发生的事会把这个弥补过来，你相信吗？”

   “但愿如此，假如你肯等我的话，”他不假思索冲口而出。

   “等你十年？”

   “那时我就二十四岁了。”

   “可是我却已三十四，人可能完全变了。不行，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

    他在那里坐了好久。“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说。

   “你会忘记的。”

   “我要想办法永远不忘记你，”他说。

    她去擦黑板。

   “我来帮你，”他说。“不要，不要，”她急忙说，“你回家去吧。”

    他离开教室，回头一望，从窗子里看见泰勒小姐把黑板是的粉笔字慢慢擦去。

 

    下一个星期他搬走了，一走就是十六年。虽然他住的地方距离绿城只有八十公里，他从没回来过，等他回来时，他已年近三十，而且结了婚。一年春天，夫妇俩驾车到芝加哥去，路过绿城，停了一天。

    鲍勃把妻子留在旅馆里，在城里到处走了一阵，最后问起安·泰勒小姐。

   “啊，是的，那个美丽的教师。她一九三六年就死了，在你走后不久。”

   “她有没有结婚？”

   “没有，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了，她从没有结过婚。”

    他到墓地去找到她的墓碑，上面刻着，“安·泰勒，生于一九一O年，一九三六年去世。”他心想，泰勒小姐，你才二十六岁。我现在几乎要比你大四岁了。

    那天下午，镇上的人看见鲍勃·斯波丁的太太在榆树和橡树下面溜达着来迎接他。她是冬雪中美丽的夏桃，是炎热初夏之晨倒入谷片中的清凉牛奶。那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少见的日丽风和的一天，气候恰到好处，就象在微风荡漾中暂歇片刻的树叶那样凑巧。那样的日子，大家都同意，应该用罗伯特·斯波丁太太的名字命名。

 

 

 

                                            图片：真杜摄影原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