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峪古堡向东北方向沿二广高速和青兰高速离开了山西界，近三百公里的里程到达了我的下一个目标去处：位于河北省邯郸界内的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又叫鼓山，响堂山石窟又称为响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时代（公元550—577年），以后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凿。石窟包括北响堂石窟、南响堂石窟、水浴寺石窟(俗称小响堂)、老爷山摩崖石刻(在元宝山西侧)、皇姑庵石窟(在鼓山东坡)、苍龙山石窟(在一社村东苍龙山上)等，计有大小石窟20座，其中北齐开凿13座，隋代1座、唐代3座、北宋1座、明代2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石窟均营凿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鼓山最优质的石岩中。石窟幽深，人们在山洞里击掌、谈笑都能发出宏亮的回声，当地故名“响堂”。

   响堂山石窟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在南、北响堂寺（山）石窟。两寺相距15公里。北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富有创意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一是国都邺（邯郸临漳境内），一是别都晋阳（山西太原）。鼓山地处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地扼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隘，是两都来往必经之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丽，石头的材质坚固，将佛教奉为国教的北齐皇帝高洋便选择此处凿窟建寺，修筑行宫，以便于他来往于晋阳和邺时避暑、游玩和礼佛。现今，皇帝的行宫早已荡然无存，寺院也残破不堪，而凿在岩壁上的一座座佛龛雕像却保留了下来。

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日本发表了调查报告。1935年，中国学者开始对石窟艺术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选择的第一个研究点不是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而是选择了响堂山。他们带领学生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中国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中国对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创始。

   1936年11月，营造学社刘敦桢继徐炳旭、顾颉刚之后又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其主要观点阐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对响堂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查，并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书。其后著名学者王去非，刘慧达、苏白、马世长等对响堂山石窟都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如今已知在世界上出版响堂山石窟专著5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新中国考古学上第一个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李玉群先生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响堂山和邺城的佛教艺术。

1956年，响堂山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年，周恩来冒雨参观了南响堂，并对第七窟（千佛洞）内的飞天，伎乐等造像给予了高度赞赏，并指示当地负责人要保护好这处艺术宝藏。因此，在“文革”期间，响堂山石窟免受了灾难。1961年，响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响堂山石窟在艺术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是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诸多大石窟无法取代的。因此在1961年，响堂山石窟与诸大石窟一起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首先来到了离我住处很近的北响堂山石窟。进入山门是个大广场，远处可看到一座古塔，塔下是常乐寺遗址。乘摆渡车直接可以到石窟前。石窟位于鼓山天宫峰西坡，共有洞窟9座，从左到右为三佛洞、文官洞、大佛洞、七佛洞、嘉靖洞、释迦洞、双佛洞、刻经洞、大业洞。现有大小佛像72尊，其中南、中、北三大窟为北齐王朝开凿。三窟中以位于窟群北端第七窟的大佛洞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

第一窟为唐五代时建的三佛洞，位于北区最北端，坐北面南。窟室平面呈纵长方形，为三壁三龛式结构。后室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正中为弥勒佛，左为燃灯佛，右为释迦佛。这与一般排列方式相违，传说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下世，故将弥勒佛供奉正中，而让释迦佛居右。左右壁为宋代雕刻的龛像，前室为清代用石质修筑。

   第二窟为文官洞，为明代所建，位于北区台阶上平台北侧，坐北面南。窟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正壁开大龛，龛内雕释迦像，左右侧分别为骑狮和象的文殊和普贤菩萨像。左右壁各雕一立像，身着官服，为文官形象。

第三窟为大佛洞（东魏、北齐），位于北区台阶上平台正西，坐东面西。窟分前后室，前室坍塌，后室平面呈方形，平顶。中心方柱三面开龛，后壁上部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进深13.3米，宽13米，高11.4米。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第四窟为七佛洞（北齐、宋），位于北区台阶上平台南侧，坐南面北。窟平面呈横长方形。正壁开大龛，龛内雕一铺七身像。右壁刻七佛，窟门甬道左侧有“宋康定二年（1041年）新修七佛记”铭刻。

   第五窟为嘉靖洞，也叫关帝洞，明代所建，位于北面台阶南侧15米东侧崖壁。窟平面呈横长方形。正壁开龛，龛内雕关帝坐像，左右壁及正壁上部雕千佛像，右壁刻“嘉靖元年（1522年）造三十五佛、观音菩萨”铭。

   第六窟为释迦洞，北齐时建，位于中区台阶上平台正面。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留有木构亭阁建筑，红柱灰瓦，四柱三开间，窟分前后室，后室正中雕方柱，方柱左、右、后壁上部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甬道。方柱正中开大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外间两侧大龛内各雕菩萨、力士像。窟外立面为覆钵式塔形。

第七窟为双佛洞，北齐时建，位于南区台阶上平台洞窟二层，坐东面西。小型窟，与下层刻经洞为上下结构的塔型窟。三壁设低坛，坛上雕像。正壁雕释迦、多宝并坐像，左右侧各一菩萨像。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

   第八窟为刻经洞，北齐时建，位于南区台阶上平台正面，坐东面西。窟为三壁三念佛殿窟。分前后室，后室平面方形，平项，顶部雕刻莲花藻井；正壁及左右壁开大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四胁侍七尊像。洞外为仿木结构屋檐的覆钵塔式。洞内外刻满经文，字体刚劲雄伟。旁有石碑，碑文记述了北齐天统4年至武平3年（568-572年）唐邕所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经》等四部经书之经过。前室两侧为窟廊，内刻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全本。碑文隶书，笔锋犀利，刚劲挺拔。

第九窟为大业洞（隋），位于南区台阶上平台正面南侧，坐东面西。窟形不规则。左右正三壁满刻龛，皆为隋代所刻。正壁右上方有“隋大业七年李君巧造阿弥陀像”铭记。

   看完石窟，我沿步道拾级下山，走向常乐寺。常乐寺始建于北齐，初名石窟寺，据《续高僧传》载:“武平五年邺都庄严寺、定国寺、兴圣寺、总山寺僧一百余名，于鼓山石窟寺坐禅，”此时也名为“鼓山石窟寺”。北齐天统年间，因其规模已大，有鬼斧神功之势，改名为“智力寺。”北宋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改名为常乐寺至今。

   常乐寺塔又名宋塔、白塔，在常乐寺入口的西南。塔高残存33.24米，为九级八角楼阁式砖塔，最上两层外墙已损毀脱落。各层出单檐，一、三、五、七层檐下为斗拱，二、四、六层塔檐以莲瓣承托，第八层塔檐已完全损毁，第九层残存少量塔檐，为斗拱上加莲瓣。塔身外墙装饰复杂，每层八个平面均饰以砖雕假门或浮雕塔假窗。它历经千年，巍峨依旧，与常乐寺一同见证着历史沧桑。

常乐寺内残存有大量隋、唐至清历代造像、经幢、塔龛、碑刻等文物，都残损严重，看着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