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四川的地震，辐射了京冀沪，尤其是在四川，地震之烈，令全国瞩目。我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赈灾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赈灾文化突出一个“养”字，也就是各种社会救济机构，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间的，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为受灾者提供食宿，提供医疗服务，为死难者提供棺椁丧葬费用。传统文化里的道家、佛家、儒家，都非常推崇这种“养”式的赈灾文化，不必赘言。我们今天遭遇了地震之灾，自然要大力发扬我们的传统赈灾文化。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的“养”式的赈灾，是有着历史局限性的，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的救助自然受到封闭的个体小农经济生产的影响，传统的“养”式赈灾的弱点，就在于止步于“养”，而忽视了对受灾者的教育、灾后就业的劳动培训，增强其灾后重新就业和发展的能力，这个弱点不是今天才被发现，早在晚清时期，清朝驻英国大使刘锡鸿，在自己的出洋日记中，这样记载：“人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乞丐，设养济院居之，日给食餐，驱以除道造桥诸役。故人知畏劳就逸，转致自劳而自贱，莫不奋发以事工商。”刘锡鸿的翻译张德彝，也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赈灾的方式，"各院医生固皆善人，即扶持病人者，亦皆善男信女愿为供奉者。"他发现救灾医院，不仅是医生，就连照顾病人的人都是“供奉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志愿者”。他们发现，西方的救灾赈灾文化，不仅仅在于将灾民救活养活，而且特别重视未来的长远规划，而中国传统的养式赈灾文化，则是“惠仅一身，不能及一家也。”“惠仅一时，不能及永久也。”
     因此，救济作为赈灾手段，应当是辅助的，主要的还是要大兴慈善，让灾民“不失教”，近代张蹇曾说：“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灾民失养是一时，失教则是一世，所以，利用慈善手段来普及教育，加强个人灾后的就业和生产。，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公共义务”。

    请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我们最新的思想，翻开近代史，我们发现在1903-1911年，天津商会的士绅们就有了“有公共思想者能尽公共之义务”的主张，也就是有了慈善思想，去赈济灾民穷人，我们今天，灾情当头，一起来尽公共义务，对灾区民众不能止于一粥一饭的忧思，还要考虑到他们今后的个人发展和培训，让我们更多地去关注他们的灾后就业和生活，让灾区人民不失教，才是我们慈善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