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与隐私权似乎是一对矛盾，前者要求“公开”从而避免公众被蒙蔽，后者要求“保密”从而避免个人被损害。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就是设置“公众人物”民法概念，即尊重普通人的“隐私权”与“知情权”，而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予以限制。“公众人物”包括“自愿性公众人物”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前者是因为选择了“公共事务”（例如政治事务、体育竞技、影视艺术）而“自愿”放弃业务性隐私权，后者是因为其行为具有新闻价值而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人物。对于“自愿性公众人物”，优先考虑民众“知情权”从而便于社会监督；对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考虑到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尊重“隐私权”。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三种人并分别予以照顾，第一种是“非公众人物”，“隐私权”优先，除非因为新闻报道需要转化为“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第二种是“非自愿性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并重，新闻报道未取得当事人授权前不得进行关于个人的详细报道‘第三种是“自愿性公众人物”，“知情权”优先，除非该“知情权”涉及其他“非自愿公众人物”或者“非公众人物”。

    这样一来，“李天一轮奸案”中，李双江属于“自愿性公众人物”可以详细报道，但是对于李天一本人只能是“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应该隐去真实姓名再予以报道（例如用化名）。而“以人查房”，对于“自愿性公众人物”应该全面放开，对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与“非公众人物”则应该征得本人同意（或者案件调查的法律授权）。中国没有民法意义的“公众人物”，那么就需要新闻媒体“行业自律”去分清“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限，在社会监督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

   中国没有《新闻法》，其结果就是两个“无法无天”——一个是公权力监管“无法无天”，另一个是新闻报道“无法无天”。要结束这种“无法无天”乱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闻法》明确新闻监管与新闻报道的限度。必要时，应该成立新闻部，将各级党委宣传部与各级新闻部门合署办公，既能避免政党部门新闻监管“于法无据”，又能避免新闻监管“肆意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