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很罕见的 独立人格，既独立于东方的“御用文字”，亦独立于西方的“征服文化”。 　　一位读者以 读后感的形式向其他读者推荐他喜欢的一本书：边芹的随笔集《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以为该书至少有两个超越，一是完成了对无聊的小女人文学和无耻的美女文学的超越，在一个散文普遍 模式化和迅速堕落的年代，她的文字 自成一家，几乎完全脱去了世俗人间的烟火味，不理会这个浮躁时代所流行的那些审美标准、文字趣味，而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作；二是她的作品超越了所谓“左”与“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 藩篱，开始以自己真实的灵魂直接面对世界，她心中没有一把先定的标尺，要以此去量度历史，她只有一颗 平常心。在找到早已被遗忘的 巴黎公社成员浴血 死战留下的那垛断墙后，她曾说：“面对死亡，任何政治立场和观点，哪怕是最明智的，都显得那么苍白。”

我国有多少作家可称为“学者型作家”？

齐鲁晚报：王蒙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作家需要学者化。

童庆炳：我非常同意王蒙的说法，作家要有知识，有文化，甚至还要懂外语。这一点，王蒙做到了。他不但是作家，还对《红楼梦》、李商隐、老庄有研究，也有成果。

莫言呢，他在获奖之后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真后悔，可以说是后悔极了。我那时很年轻，还不能理解老师们的话，没听从老师们的劝告，应该好好地学理论，好好地学外语。”

齐鲁晚报：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体会？

童庆炳：现在，他不断与各国文学家交流。有一次，我们请一位叙利亚裔的法国诗人讲课，讨论文学和人性的问题、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专业教师不算难，但是莫言却没法与那位文学家比肩。对方是法国某大学的教授，多年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年又获得了提名。莫言与他对话，不占上风，有些文艺复兴的理论，他都忘了。

齐鲁晚报：我听说，那个会上，您一直在帮莫言解说？

童庆炳：那个会议上，我一直在帮莫言插话，我说莫言的意思是这样的，尽量形成理论的观点，至少是一种说法。因为莫言现在是一个国际级作家了，如果说不出所以然，只能说对对对，也是不行的。

齐鲁晚报：有人评价说，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跻身世界文坛是偶然的，是单兵作战。

童庆炳：对，是这么回事。

齐鲁晚报：说回那个80年代的创作班，如今还会给您什么启发吗？

童庆炳：我们的作家应该向着王蒙当初提出的作家学者化方向前进。作家当中，大学毕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有理论基础、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以后是这一拨人的天下，不再是初中生、农民作家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