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天特别寒冷，北风如刀，整日呼呼地抽，屋外滴水成冰，屋内人们围坐在火堆旁烤火，潮湿的树根冒着浓浓的黑烟，熏得人眼都睁不开，不停地流水。尽管如此，烤火是那时候人们冬天几乎惟一能做的事情。

    孩子则不一样，可以不顾严寒，三三两两相约到野外玩，或到封冻的河上滑冰。记得我和弟弟经常到生产队的草垛去打洞。草垛是热的，我们可以在温暖的草窟窿里谈天说地，还可以深出头去看外面的世界。草里有没收干净的稻子，麻雀就常来觅食，于是我们用麻绳织成的网来捉麻雀，有时半天能捉到十多只。那时人穷，缺吃少穿，麻雀自然成为美味佳肴。母亲不喜欢吃麻雀，于是我们就把捉来的麻雀用绳系成串，送给姨妈。姨妈是母亲的远房姐姐，也是我家邻居。每次见我们送去麻雀去，她都喜欢得眉开眼笑。我们也乐意看她杀麻雀、用开水烫麻雀、解剖麻雀，然后洗干净烹调，很快整个厨房弥漫着肉食的香味。做好了，她总会让我们尝尝，我们也在吃上两口后满足地走开。

    小时候的冬天不仅是寒冷的，更是饥饿的。大人不在家，我们常常把红薯放进锅洞或烤火后红彤彤的碳灰里烧，半生不熟时，兄弟们就争着分吃。有时，我们会把稻子放进尚热的碳灰里炸出米花来，尽管米花小，但抢着吃总是别有味道。大雪封门的时候，没有菜吃，家家只能吃白饭。我常常到野外去翻雪，找野菜，荠菜、野菠菜还有野生的小蒜，放在一起用开水一烫，再用盐腌一下，加上少许香油，吃起来香喷可口。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积雪里找到野菜的，只有经常挖野菜的人才清楚哪儿有哪儿没有，我是经常挖野菜的人，所以大雪封门时，我是很少几个能够找到野菜的人。

    池糖里的冰冻得很厚，村里的人不得不反复地砸冰取水。人们取水后就走了，而我常常把特制的网兜深进冰窟里搅，几乎每次都能捉到大小不等冻僵的鱼。有时，我会把自己倒挂在水塘边的树杆上，让树杆弯下去，然后把手中带有长柄的网兜推向深水，经常能够网住鱼，如没网住，就在水里不停地搅动，也常能网住鱼。那时父亲常年生病，需要补身子，一条鱼能给他带来营养、欢笑，也能给他带来希望。庄上有孩子模仿我，多数是无功而返。有个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也把自己吊到树上去网鱼，结果网住鱼后特别激动，竟放松了脚，一头扎进水里，不仅跑了鱼，还差点送了性命，后来成为东施效颦似的笑话。

    走过童年，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国家，都走过了一段艰难岁月。而今，我们不再需要在冬天里守望着灰色的原野，凝望那片明净的天空，在严寒、饥饿和无所事事中等待春天，期盼着更好的未来。今天的人们包括90后、80后甚至70后，几乎都没有那段记忆。有位父亲跟儿子忆苦思甜，说小时候经常吃烤红薯，儿子惊讶地说：“哇，那时的生活那么好，成天能够吃到烤红薯！”是的，在他们看来大鱼大肉不算什么，野菜、杂粮才是稀罕物，是奢侈品。世道真的变了，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富足了。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今天的孩子，这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他们少的不单是一段艰苦的经历，更少了逆境赋予人们的那份坚毅。就某个人来说，缺少这种品格并没有多大危险，而对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来说，则是十分危险的了。

    相信很多人忘记不了非典来临时千街空巷、人人自危的情形，人们对于死亡的畏惧让我害怕，当时我很为中华民族未来担忧。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举国伤痛，一个民族一刹那间体现出来的脆弱，也让我为这个民族的未来感到不安。其实，对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其况更令人担忧，许多年轻人面对挫折、迷惘、困顿、烦恼等，排遣情绪、调适心理、应对风险的能力差到难以想象，甚至走向极端和死亡。他们在困境面前表现得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着实令人伤痛。为此，我曾思考过教育能否为他们和他们找到出路，后来我明白，教育毕竟无法代替生活，生活的教育往往是刻骨铭心的。

    冬天还会周而复始，但当冬天再次来临的时候，我还会想起我的童年，想起那许多冬天里的趣事，也总会一再思考冬天带给我的、我们的和我们民族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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