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的傍晚，距今已经49年。

还是上一个世纪，1976年的夏天，我在高邮师范的学习，已近毕业。

那是一个周六的傍晚，我在饭堂吃过晚饭，刚准备去教室，就看见和我同届，1班的那位姓赵的女同学向我走来；她原先是插队在兴化安丰的扬州知青，和我熟识。她告诉我，晚饭前，一位回乡探亲的军人，四个兜的，来找4班的邵桂兰，说是她的大哥；她说，“我想起来了，你也是大营的，和邵桂兰一起被推荐过来的吧！”她告诉我，邵桂兰和4班的同学，去5里外的乡下开门办学，她大哥，没有遇到她，有些失望地走了。赵同学说，“你去乡下，找一下邵桂兰，让她回来，遇一下她大哥才好。”

我看看天色，虽说已经六点多，可西边的太阳还有一竹竿子高呢，我告诉赵同学，“我和邵桂兰，都是在大营，被推荐上师范的；我马上去乡下找她，让她回来，见她大哥。”

按照赵同学的指点，顺着一条简易的公路，我向4班的开门办学点，不紧不慢地走去。

虽说，纯是泥土筑成的公路，可穿着布鞋，走在这泥土路上，有一种久违了的舒适；在师范校园，在高邮古城，那可是脚不沾泥的。

公路两旁，一棵棵石榴树、枇杷树，绿绿红红黄黄，分不清、理还乱，参差错杂在我的眼前，绿的，一片片树叶，红的，一朵朵朱红、火红的石榴花，黄的，便是枇杷树上已然成熟了的一串串、一颗颗圆溜溜的果实……

还有，刚刚栽插好的秧田，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绿，那么真切、那么亲切地养你的眼。

也许，这新栽的一望的秧田，也有我的这些“开门办学”的师范同学，算得上是辛劳的奉献。

——她们，可是经历过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广阔天地”的考验……

就这么，差不多走了半小时，我找到了4班的开门办学点，找到了邵桂兰。

她好像刚吃过晚饭。我把她大哥找她的情况说了，问她是不是回县城，看一下她大哥。

她的脸上，显出了少有的高兴，“我当然要回县城，看我大哥啊！他和大嫂，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来了。”

还是沿着这条泥土公路，她和我，走在回城的路上。

走到城上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

本来，我想回师范了，可她说，和我一起去招待所，见见我大哥吧，他为人很随和。

就这样，我陪她，走进了当时的“高邮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在前台，问清了房间，走了过去。

兄妹俩见面，自然很高兴。

她的大哥，真的很随和，主动和我打了招呼，听说我是她妹妹的同学，又来自大营，还热情地问了我的一些情况。

作为旁观者，我的直觉，他们兄妹，真的很像，个子都不高，皮肤也都一样的白，微胖，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一母同胞……

邵桂兰问起了大嫂，有没有一起回来，她大哥不无诙谐地说，“她呀！去了扬州，看望她上水校的妹妹了；我呢，就来了高邮，看望我读师范的妹妹……”

谈话中，大哥询问了妹妹学习的情况，毕业后的打算，包括去向；再有，就是家乡的变化了，从兴化，到大营，连同他们的老家，离大营五六里，海沟河南的“王家舍”……

——是的，每个在外的游子，尤其是当兵的人，谁不思念自己的家乡？

三十二三岁的年纪，随和且宽厚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看着他穿的四个兜的绿军装，我在想，这大哥，该是哪一级的军官？

在和邵桂兰一起回师范的路上，我问起了她大哥在部队的级别。

她说，“正团吧，刚提的团政委。”

可能和她很要好的那位朱同学，也向她问起了同样的话题，第二天的师范校园，有不少同学在谈论，邵桂兰的大哥，三十二三岁，就已经正团了……

过了一个月，高邮师范，我们这一届，五个班二百多名的同学，就毕业了，分配到了各个县市的中学或小学，走上了教育教学的岗位。

这时候，邵桂兰的大哥和大嫂，也已休完探亲假，回部队了。

又过了两年半，1979年的春节时候，作为师范同学，也差不多是同乡的邵桂兰，成为了我的妻子。

婚后，她告诉我，“那次在高邮招待所，我大哥，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呢！说你老实，也有些水平，他可是支持我们在一起的。”

转瞬四十几年过去。

和我相濡以沫，我挚爱的妻子，在两年前，春天的一个早上，悄然地、也是永远地离开了我。

她的大哥，我所尊敬的兄长，那位肩头上曾经缀着颗金星的老兵，也在今年，立夏过后的一个夜晚，于天津的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平静而又安详地，走完了他82岁人生的旅程……

于是，在这初夏的午后，我又不由地忆起了，上世纪1976年的那个夏晚，在高邮老城，那一幕恍如昨日的情景。

——一种缅怀，一种追念，也就在我的心头，潜滋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