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老歌了，《乡村邮递员之歌》，“迎着朝霞出，披星戴月归，走村串户，涉山涉水……”

听着这首歌，那从墨绿色的邮局走出，穿着墨绿色的服装，背着墨绿色的邮袋，骑着墨绿色的邮车的邮递员的身影，也就时而隐约时而清晰地出现于我的眼帘了。

几十年前，在我丰乐舍的故乡，对于邮递员的最早的称呼，便是“送信的”。是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即便是和平年代，收到远方亲人的书信，于舍上那些朴实的乡亲而言，该是一种多么高兴的事儿。

记得，来舍上送信的那位邮递员，人称戚师傅，家住12里外的小镇——那时，还不叫镇，称为公社，每天早上，他从公社的邮局——那时，也还不是邮局，叫邮电所，取好需要送出的邮件，放在那一只墨绿色的邮袋里，便步行着，往各个村——那时叫做大队，送着信件、报纸，或许，还会有一些缝在包裹里的实物……

戚师傅每次到舍上，来得最多的，就是我的老祖母居住的茅屋。那时候，比上小学的我大13岁的叔叔，先在山东烟台当兵，海军航空兵，后又转业到陕西西安，历史上的古长安，在省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差不多两三个月，最多半年，叔叔总会寄上五块钱，寄给祖父母，作为日常的补贴。

以现在的眼光，五块钱，算不上什么，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绝非一个菲薄的数字，更有，几千里外，叔叔对于祖父母的那一片孝心。

此时，叔叔已经成家，就在丰乐舍西头的朱家墩子，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忘不了，时不时的，给祖父母寄个五块钱回来。

记得，戚师傅把汇款单送来的时候，总是让祖父盖上私章，或是按上手印，放在邮袋里带走，待到下次，再来舍上的时候，他就把取好的钱，交到我老祖母的手上……

要给叔叔写信了，总是老祖母口授，请戚师傅执笔，然后，给他一毛钱，包括一分钱的信纸，一分钱的信封，八分钱的邮票，请他到公社的邮电所寄出。

对于戚师傅的热情关心，老祖母，自然是感激不尽，或是留他吃个便饭，或是专门给他下个面条，卧个鸡蛋；戚师傅倒也不客气，他说，谁让我和您儿子是同学呢！

戚师傅，和叔叔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叔叔去当兵，他便上了师范。

师范毕业，当教师也挺好，可赶上62年下放，做不成教师了，他便当起了邮递员。

戚师傅，送信件，也送报纸。当时我的父亲，是舍上的大队长，这报纸，就也常常送到老祖母的茅屋里。我记得，当时的报纸，主要是新华日报的农村版，里边有插着图的连载，多是战争年代英雄的故事，那时候，我也认识了不少字，那农村版的新华日报，差不多，我是每期必看。

虽说，也穿墨绿色的服装，也背墨绿色的邮袋，可说到底，戚师傅还是个临时工，到以后，落实政策了，回到教师队伍，可那一段“邮递员”的经历，没算工龄，让他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酸楚。

后来，我师范毕业，分到小镇上的中学做老师，也就和叔叔辈的戚老师成了同事——这些都是后话了。

印象中，在戚师傅成了戚老师之后，公社的邮递员增加到了两个，一个是徐师傅，一个是李师傅，负责大营公社52个大队，差不多100平方公里的地方，邮件递送的工作；也是穿着墨绿色的服装，肩着墨绿色的邮袋，随着条件的改善，每人还配备了一辆同样是墨绿色的自行车。

晴天还好，骑着墨绿色的自行车在曲曲弯弯的野径上行走，倒也分外的惬意，差不多半天时间，这些邮件，就全部送到了；可遇上雨天呢，即便第二天放晴，野径上也是一片泥泞，骑着个墨绿色的自行车下乡，自行车两个轮子上的挡板里，便会卡满烂泥，只好把车子扛在肩上，“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这样一步一滑，艰难地走到一个村子，才把车寄放在熟识的人家，再背着邮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送着报纸、信件……

遇上夏种或是秋收开现场会的时候，全公社六个片，五十二个大队，二三百个生产队，都有人来参加。每当此时，邮电所的两位邮递员，也就早早地分好，由扬州开白驹每天一趟的“扬白班”带来的，鼓鼓囊囊差不多一人高的邮包里各式各样的邮件，然后，赶到会场，一一地送到参会的人员手中。

——那确实是省却了多少辛劳、多少汗水的美事。

及至后来，大队变成了村，村村通上公路，大营公社，先是改成了乡，乡又变成了镇；原先那偏安于一隅的邮电所，也改成了邮电局；再后来，邮电分家，又叫做邮政局——那已经是很气派的一幢楼了。

邮递员，也是一茬茬的换，只是，那墨绿色的服装，墨绿色的邮袋，墨绿色的自行车没有换。

我在小镇上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位女学生，毕业后，就做起了邮递员，负责镇区邮件的投递；在我离开小镇，到了小城上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是邮政局长了……

半年前，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散文，报社用挂号邮来了样报，邮政局的吴师傅，来了两次，才把样报送到了我的手中。于是，他跟我要了手机号码，遇上有信件或是稿费汇款单之类，就先打个电话，让我下楼来取。

每一次，当我目送着吴师傅骑着车子离开，那墨绿色的背影，总让我感觉温馨，感觉亲切。

于是，也就自然地想起，开头提到的那一首老歌，想起多少年来，一次次出现于我的眼前的，那同样是亲切与温馨的墨绿色的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