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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魏泽西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讨下民营医疗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据新京报记者梳理，2015年，34家挂牌民营医疗企业的企业平均毛利率为49.79%，同年A股医药行业企业毛利率为46.35%，这34家企业实现2.743亿元净利润，同期广告费支出高达2.738亿元，可以说是为他人打工。2014年，民营医院的诊疗人数为3.25亿人次，较2005年增长近5倍。但同年公立医院的诊疗人数超过25亿人次；公立医院一号难求新闻屡见报端，民营医院则以过半体量仅占总诊疗数比重一成。
     这几组数据充分说明了问题所在：目前民营医疗在行业中仍然处于相对弱势位置，广大患者的第一选择往往是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依赖于广告营销所主导的引流模式，这又造成了广告费用的高支出。尤其是在百度的竞价排名模式下，民营医院的经营净利大部分被用来支付广告费，一些民营医院靠捞偏门、过度医疗等方式提高盈利，导致声誉更加受损，形成行业日渐污名化的恶性循环。
     因此，破解民营医院的发展困境，需要更为严厉到位的制度监管。对于那些明显违背法律法规、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老鼠屎”，监管部门必须予以零容忍。不如此，就无法改变劣币淘汰良币的酱缸生态。
     而容易被监管部门所忽视的，是对民营医院的制度激励也要强化。与中国不同，在美国，民营医院数量占医院总数的比例从1975年的57.49%上升到2005年的66.47%，提供了全美82.42%的住院服务和72.39%的门诊服务，成为整个医疗体系的主流。
    美国民营医疗之所以发展迅猛，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美国营利性医院享受部分税收优惠，非营利性医院则能够享受全额免税政策。税收杠杆激发了美国民营医疗的发展潜能。
    而在我国，民营医院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享受免税政策，目前虽然营利性医院的营业税免了，但所得税仍高达25%。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公立医院还享受着国家的科研资金补助，民营医院却很难分上一杯羹。
    实际上，民营医院在人才引进上同样面临重重障碍，包括医护人员所关注的职称等保障，仍然无法享有与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同等的待遇。
    医生自由执业被视为盘活医疗人才资源的入口，但从梦想到现实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这就造成了民营医院的人才缺口始终无法得以填补。那些因为高薪而来“走穴”的医生也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和专业精神，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医生可能拍屁股走人，为此在经济和声誉双重买单的就成了民营医院。
     当然，医疗系统的征信机制也要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发展尽快建立，一旦有民营医院经营者、医疗从业人员乃至混入其中的“李鬼”，因违法违规而被查处，其记录就要纳入“黑名单”，情节严重者必须从行业中永久驱逐。
     破解民营医院的生存困境，制度监管与激励理应并行，否则就会变成管理上的跷跷板效应，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让所有民营医院明了红线在哪里，一旦逾越就要承受严厉的惩戒，才能不存侥幸之心，损患者权益满足自身私利。而在财税、人才及配套措施上给予民营医院力度更大的政策扶持，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用合规竞争来倒逼民营医疗行业的整体进步。这才是对待民营医院的理性之道，也是民营医院健康发展的制度轨道。
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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