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在写作之余，多有为自己的书斋命名的雅趣。远的不说，仅近现代史上一些名人书斋的名字，有的反映了作者的志向，有的寄托了自己的情怀，或自勉，或自嘲，像梁启超的“饮冰室”、张恨水的“待漏斋”、鲁迅的“绿林书屋”、周作人的“苦雨斋”、陈垣的“励耘书屋”、梁实秋的“雅舍”、叶圣陶的“未厌居”、冰心的“梦草斋”……信手拈来，妙笔生花，倘若说开，一定故事多多。

在这里，我仅说说我们的老校长陈垣（1880—1971）先生的“励耘书屋”。石景山教育系统的教职员工，特别是原八大处中学的学生们，对“励耘”两字一定不陌生，想必也知道其中两字的渊源，前几年，石景山以八大处中学为基础，与北师大合作共办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实验学校，就是以先生的书屋名字命名。

最近，我在北京中心城区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老辅仁大学的旧址周边，另一个是故宫。

辅仁大学旧址，现为北师大的一部分，老校长陈垣（字援庵）先生的故居兴华胡同13号（原兴化寺街5号）就在辅仁大学附近。他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这里住了32年。从辅仁大学正门过马路，向北穿过一条胡同，左拐不到100米，就是陈垣先生的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灰砖灰瓦，坐北朝南，东临什刹海，西距嘉兴寺不远，南行马路对面就是北海后门。门前有四级石阶，有门档户对，两扇大门红色油漆已斑驳，左右门上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仍依稀可读。大门外东侧墙上挂了一块“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办公室”的牌子，四合院现在已经是大杂院了，走进去，在东西厢，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只有原来四合院正中的室屋，挂着“陈垣先生纪念室”的牌子。这里原是主人生前的工作室，有时也作为会见客人的地方。室中经常轮换悬挂主人珍藏的清代著名学者的墨迹，还有一块匾额高悬室中，题字者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英敛之，匾上四个大字为“励耘书屋”

我在师大读书时，我的导师张静如和先师蔡德金每每提起先生，都尊称他为“陈援老”，启功先生称他励耘先生。陈垣先生是辅仁大学26年唯一的校长，1952年院系合并，辅仁并入师大，他始任北师大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掌两校时间长达46年，从教70多年，先生高寿，91岁驾鹤西去。先生去世后，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此短暂居住过。

先生虽是校长，也是校园里学生爱戴的教授、讲堂上神采飞扬的老师、琉璃厂淘书的先生，他对古书有独特的嗅觉，在琉璃厂时常淘得孤本宝贝，当时的学生曾夸张地说，一本古书落到先生手中，不出三行，准挑出错，以此为题对照其他古书，先生的一篇篇考订文章就出来了，其实，先生为学是“扎硬寨，打死仗”、“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在校堪学、考据学、元史、宗教史等方面的等身著作，就是这样一部部问世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师大读书时，校园里的教职工楼，都以老校长的书屋“励耘”命名，像励耘16楼、21楼、22楼等等，是为怀念，但据先师蔡德金说，院系调整后，老校长不怎么理校务了，个中因由不说大家也懂。

接着说陈垣先生的故居，一辈子读书、教书的先生，当然坐拥书城了。听我的老师们说说先生有4万多册藏书（按分册大约有十几万），大多是线装书，就是在书柜里站不起，要躺着放的那种。老校长的书，整齐地码在书箱上，书箱则放在书架上，书架一排又一排，因为书太多，两排书架之间的空间很窄，主人戏称之为“胡同”。

老校长的北京生活，在此处居住时间最久，他的许多朋友，胡适之、陈寅恪、傅斯年、钱穆、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也先后在附近和米粮库胡同居住，京师大学堂（原四公主府）、北大红楼、辅仁大学（原涛贝勒府）、恭亲王府、庆王府、景山、北海，都与他家相邻，中国文化传承，府院相邻，书香清新，花香袭人，原来如此，在这里方能体味王维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不仅仅是意境。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老校长一生经历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吧，他1926年担任天主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校长，不动声色地把辅仁办成了与北大、清华、燕京齐名的大学，着力培养后进，他们中有许多闪光的名字：王光英、周一良、刘达、李德伦、张秀亚、王光美、邢其毅、黄伯辉、叶嘉莹……有11位是中外科学院院士。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农业”，必须老老实实耕耘，而不是玩花拳绣腿，更不能玩工程。文化北京，大到紫禁城，王爷府，小到名人宅院、小街、小巷、小胡同、四合院，就曾这样相安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