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最近一段时间，中金公司90后员工高薪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一波讨论国有金融企业薪酬的舆论高潮。更让全国网民惊叹的是，这位90后员工的薪酬还没达到其公司的平均水平，这足见其公司中高管年薪之高了；如果薪水数字能够公布出来的话，一定会惊掉民众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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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巧合还是受到中金公司90后曝光薪酬的影响，政部近日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其重点就是要积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建立健全薪酬分配递延支付和追责追薪机制。《通知》的落脚点就在于合理控制国有金融企业岗位分配级差，充分调动一线员工、基层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平衡好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分配关系，对于总部职工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其年度工资总额要进一步加大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力度。

事实上，国有金融企业薪水之高一直受到全社会诟病，早在2009年财政部曾下发过一次“限薪令”，要求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税前收入），这对于当时一般普通员工3000元月薪而言，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表明这些年国有金融行业薪酬远高于其他行业。如果再考虑薪酬之外的福利待遇比如各种没有进入工资大账的津补贴，可能国有金融企业员工的收入更是高得离谱。

国有金融企业薪酬过高带来的社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易导致金融腐败行为，使得整个国有金融企业的价值导向出现问题，损害国有金融企业形象；迫使国有金融企业倾斜经营天秤，把过多的信贷资金投向高获利项目以及虚拟泡沫产业领域，使大量中小微实体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也会促使国有金融企业一门心思追求自身经营利润，缺乏社会责任感，最终占据过多的社会利润，使得大量实体企业的经营利润被侵蚀，容易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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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危险的是，国有金融企业不仅薪酬过高，而且收入差距悬殊更会扼杀经营生机活力，更容易诱发广大普通员工的不断情绪，对国有金融企业健康发展不利。目前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高管收入越来越高，普通员工收入越来越低，相互之间的极差也是越来越大，原来有关部门规定高管薪酬只能为普通员工收入的3倍，但现实情况可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一线普通员工的收入可能不到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十分之一甚至是二十分之一，不足中层的十分之一已成常态；大量国有金融企业普通员工的收入只是被平均，表面上看起来很高，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其平均数据都被金融高管和金融中层拿走了。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了国有金融企业内部严重分配不公，尤其是基层员工对收入分配越来越不满，一些员工为发泄不满情绪，或者消极怠工、服务态度差，或者萌生“捞钱”意识。近年国有金融企业出现的“理财飞单”、“存款失踪”、“信贷索贿”等违法犯罪案件，很多与员工收入过低有关。还有一个最大的负面导向是，“当官就能发财”，使得一些员工热衷讨好上司，拼命往上爬，甚至不惜违背人性道德都想要当官升职。这样，一些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也就有了权力寻租空间，除了在信贷、财务等方面滋生腐败之外，在用人上也出现了腐败，卖官卖官现象不少，严重恶化了国有金融企业的政治生态，把好端端的国有金融企业变成了“官场”，使得衙门习气、官僚作风也日渐浓厚，这对国有金融企业健康肌体带来了严重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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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财政部再次发文要求对国有金融企业员工进行限薪固然重要，但缩小国有金融企业上下级之间、高管与中层以及普通员工之间、机关管理岗位与一线经营岗位之间、不同岗位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更为重要。对此，当前亟需对国有金融企业的薪酬分配加大监管力度，将其分配收入比例确定在一个合理区间，防止薪酬差距过大，确保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制定收入分配方案走社会听证程序，坚决消除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配由上级管理部门少数人闭门造车说了算的行为； 提高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配的社会透明度，让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配接受全社会监督，使国有金融企业的收入分配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相适应，彻底遏制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配过高、收入分配过分悬殊现象再发生，为国有金融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的收入分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