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开伟(湖南怀化)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农村的大家庭,早年间因为家里成分不好,父亲兄弟姐妹9人,没有一个人当兵和读大学,全在家务农。

 

　　那时农民地位很低,碰到城里人都觉得矮人一截。一家人一年忍饥挨饿、吃不上几顿肉,可上缴国家“任务猪”、“任务粮”都不能少。整个小学、初中我都是在饥饿中度过。从那时起,我就想着要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有朝一日能成为城里人,为家族争光。

 

　　但要实现这个梦似乎遥不可及,因为那时正值“文革”,实行九年制教育,我的小学到初中7年时间里,几乎没有读什么书,基本在学校要求的劳动中度过。1977年恢复高考,我正读高一,时代已向我伸出了改变命运之手,我为此兴奋了很久。我3个爷爷、8个叔叔专门到我家鼓励我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为家族争光。我时刻以长辈们的重托激励自己,但终因底子差,1979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我只考了212分,离当年文科中专最低录取控制线242分还相距甚远。

 

　　父母鼓励我不要灰心,继续考。1980年我参加了高考补习班,那种学习劲头,让我至今难忘——学校停电,就与同学们点煤油灯挑灯应战,把眼睛弄成了近视眼。然而那年高考却因英语成绩太差,离中专最低录取控制线差5分而落榜。我失望之极,觉得愧对长辈们,但他们不仅不责怪我,还来宽慰我,并给我筹集学费,鼓励我来年再考。

 

　　1981年我又怀揣大学梦走进了高考补习班。当时复习一学年要交80元钱学杂费,每月寄宿伙食费20元,复习一年开支300元左右。我家仅靠父母种田的微薄收入,又有3个弟弟在上学,经济相当拮据,仅我复读开支就占去家庭收入的一半。为让我们四兄弟读书,父亲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我提出自己先打工挣点钱,然后再去补习参加高考,父亲却不允许我这么做,并对我说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我读出头。这一年我加倍地努力,平时成绩在班上都名列前茅,但高考却因3分之差名落孙山。

 

　　我到县城看分数得知落榜后,心里凉透了,无脸再见父母,偷偷与一个同学跑到了贵州一个山区,决心自己挣点钱后参加补习再高考。父母见我没回家,四处打听,非常着急；一个月之后我才写信告诉他们,尽管父亲一再催促我回家继续补习,不要为费用操心,但我依然在贵州山区里烧了2个多月的炭,挖了1个多月的煤,又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给人做了2个月小工；经历了这些艰辛劳作之后,我挣到了400多块钱,在离高考只有3个多月时,我匆匆回来参加补习；由于时间仓促,那年离高考最低录取控制线差15分。

 

　　到这时,我不仅没有被高考失利压倒,反而愈加坚定高考信念。1983年我又踏进高考补习班,由于准备充分,刻苦学习,加上各科成绩平衡,当年高考我超过了文科中专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8分。由于分数不高,按志愿只能填报本市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但我对这个学校不感兴趣,顶着很大压力放弃填报志愿,争取第二年再考一所好学校。1984年我又参加了高考,这一年是我一生中高考成绩最理想的一年,但只超过当年文科专科录取线15分,距本科录取分数线20分,按当时专科学校要求这个分数很难录取到理想大专院校,我就填报了部属中专学校——湖南银行学校,并被录取。　先后6次参加高考,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跳出了“农”门,成了我村第一个飞出的“金凤凰”,为全家族脸上争了光。

 

　　1986年6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业银行乡下营业所工作,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再加上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后获得的大专、本科文凭,我一步一个脚印,工作地点从乡下到县城然后到市里,单位从农行到人民银行再到银行监管局。

 

　　我能有今天,除了自己锲而不舍的追梦意志外,还要感谢我长辈们的激励以及父母的艰辛付出!更要感谢国家恢复了高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