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辞赋(上)

一、赋的形成与汉赋的演变

赋形成于战国后期，就基本性质言，它是一种以韵语为主、韵散兼用的介于诗和文之间的文体。

“赋”原先并非文体的名称，它较早的含义，一为诵读，一为铺陈。《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瞍赋矇诵”，赋、诵对举，皆指诵诗（韦昭注：“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之所以分立，大概是诵读的方式有所差异。为了区别于歌唱，汉代人就用“不歌而诵”来释“赋”字。《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至于铺陈之义，东汉刘熙（一说刘珍）《释名》说：“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而为《诗经》“六义”中之一种以铺陈为特征的表现方式，于是有“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玄注）的诠释。“赋”之诵读及铺陈义，与其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似乎是有内在联系的，如简宗梧所说：“诵诗曰赋，后来引伸将所谓之诗称它为赋，赋即由诵诗而演变为一种文体之名，专指可诵不可歌的韵语”，“再看《文心雕龙·诠赋》所谓：‘赋者铺也，铺采扌离  文，体物写志。’就可以知道它又从表现的手法而成为文体之名了。”（《赋与骈文》第16—17页）

赋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诗》、楚辞及包括纵横家说辞在内的诸子文章的影响。刘勰有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又以为其“日韦  烨之奇章，出乎纵横之诡俗。”（《文心雕龙·时序》）清人章学诚也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黄横之体也……”（《章氏遗书·校雠通义》卷三——较早以赋名篇者是荀况和宋玉。屈原的作用品虽未名为赋，但因他对赋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司马迁、所雄、班固、王充到曹丕、皇甫谧、挚虞、沈约、刘勰均以其为辞赋宗匠，视其作为赋。历来“屈宋”并称，可见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相当重要。大体而言，屈原主要推动了后世骚体抒情述志赋的发展；宋玉则主要影响了后世体物叙事赋的发展，其《高唐》、《神女》、《风》诸赋韵散兼用，“述客主以首引”且“极声貌以穷文”，已开汉代体物叙事赋的先声，明人陈第评《高唐赋》云：“始叙云气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嵚岩激薄，猛兽、鳞虫、林木……形容迫似，宛肖丹青。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子虚》、《上林》，实踵此面发挥扬畅大耳。”（《屈宋古音义》卷三）

在屈、宋创作的影响以及汉帝国的强盛、统治者的倡导诸因素的推动下，汉代辞赋臻于鼎盛。一批又一批作家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表现了两汉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诸如国家的隆盛，都市的繁华，游猎的气势，美女的绰约，建筑的高超，教育的普及，文艺的发达，物产的富饶，以及帝王公侯的豪奢，知识分子的失意，社会的动荡不安，官场的正邪颠倒，均由他们的生花妙笔展示在读者面前。在汉赋的导引下，“京殿苑猎”一直是历朝辞赋的重要品类，其他如咏物、音乐、舞蹈、征戍、山川、纪行、宫怨、归隐、悼亡等汉赋题材，更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延续不断、长盛不衰的品类；其铺采扌离 文、穷态极妍的描写技巧，宏伟的结构，磅礴的气势，亦令人叹为观止，故赢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而为一代文学的地位。

汉赋原有数量，据班固《两都赋序》及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保守的估计也有两千篇之多，但流传于今者很少，费振刚等在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所收赋篇的基础上，辑校成《全汉赋》一书，共录汉赋作者六十多人，近二百篇作品（含完整或基本完整者及存目。此统计不含献帝建安时作家作品，是目前较全较易得到的一个读本。

西汉初期，统治者面对秦末之乱以后乱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接受陆贾、贾谊等政治家的意见，谨记强秦剧灭的历史教训，“持以道德，辅以仁义”，施行省赋轻刑、与民休息的政策，以求社会的重建，经济的复苏，尚无暇致力于文化建设。史书中不见高祖刘邦及惠、文、景诸帝提倡文学的记载，其所看重的文人，是陆贾等具有政治家素质的文人，一般的文人，则纷纷依附于某些喜好文学之士的藩王。

西汉初期距战国不远，王侯贵族养士之风尚存，当时以招致文士著名者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招致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汉书·地理志》说：“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吴及淮南乃故楚地，梁也是受楚文化浸染较深的地区。“拓宇于楚辞”的汉赋在这些地域兴起，并非偶然。西汉初期赋家及赋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陆贾赋三篇，朱建赋三篇，赵幽王刘友赋一篇，贾谊赋七篇，庄忌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广川惠王刘越（景帝子，公元前148年立，前136年卒）赋五篇，长沙王（指景帝子刘发，前155年被立为长沙定王，前128年卒。或以为是初封之异姓长沙王吴芮，可备一说）群臣赋三篇。其中刘氏藩王祖籍为楚，陆贾、朱建也是楚人，庄忌、枚乘，吴人，但战国时吴也并入楚国；只有贾谊是北方洛阳人，但他有被贬长沙数年并作有《吊屈原赋》及《服鸟鸟赋》的经历，显然受到楚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西汉初期辞赋作者有浓重的地域性特点，而且，其作品受楚辞的影响相当深。

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及元帝初，赋风呈现隆盛局面，作家多、作品多，赫然成为彼时文坛格外亮丽的一道风景。

西汉中期，以武、宣二帝在位时间长而国力强，对文化事业也最重视；二帝相较，武帝的文治武力又在宣帝之上。他凭藉“文景之治”的国力积累，以及自向的雄才大略，击匈奴，辟西域，通西南夷，削抑诸侯，使汉朝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与此同时，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文，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记》），作为帝王，其文化建树亦可谓空前。与其父、祖不同，武帝非常好赋，听说吴士枚乘善赋，即位之初，就用安车蒲轮征召之，惜乘年迈，卒于道中；每宴见淮南王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读到司马相如《子虚赋》，他更大为赞叹，遂即召之。于是，先前依附侯王，此时因侯王失势而处于徘徊状态的大批游士便纷纷云集长安，投帝王之所好，善赋者自不必说，原以纵横游说为能事者也转而写赋，其中枚乘之子枚皋文思敏捷，“上（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皋受诏辄成，故作赋甚多。宣帝继承乃祖传统，王霸并用，亦颇好辞赋，《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汉武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等随从宣帝放猎或行幸离宫别馆，宣帝令其制作赋颂，然后区分赋作水平高下，赐予数量不等的丝帛。当有人以“淫靡不急”指责赋家赋作时，宣帝反驳说：“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孩子工有绮  ，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者远矣！”班固《两都赋序》曾概述武宣之世赋风盛况说：

    故言语待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热衷赋体创作，竟然达到“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时时间作”的地步，所列赋家，仅属举例性质，风气如此之盛，想必当时善赋者甚多，甚至由于耳濡目染而能赋者也不在少数，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赋家赋作，武宣之世最为繁盛。流传于今者，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汉武帝、董仲舒、司马迁、王褒等人的作品，或述宫怨，或赋悼亡，或陈田猎，或抒士不遇，或忧衰叹老，或写音乐，题材内容之广，在赋史上可谓空前；就体式言，或骚，或散，或骚散兼融，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虽然多数作家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其面貌不得确知，但据班固《汉志》著录及《两都赋序》略作推测，其时之“言语待从之臣”及“公卿大夫”的赋作主题为歌颂或讽谕者较普遍。

西汉后期元、成、哀、平数帝，一个比一个昏庸，外戚宦官交相乱政，国家日趋衰败，正如政固所说：“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汉书·佞列传赞》），终亡于乘势而起的外戚王莽。在此数十年中，辞赋创作的势头明显弱于武、宣时期，作家作品相对要少。朝廷已无德可歌、无功可颂，故歌功颂德之作尤少，而抒泄对浊世昏君的不满、有较强讽谕精神的楚骚则颇受青睐。刘向编辑《楚辞》便与此息息相关；所雄晚年悔其少作，批评宋玉、枚辞等“辞人之赋”，虽掺入过多的儒家正统思想，但大抵上应属于对屈原创作传统认同的产物。就今存西汉后期作品看，除扬雄早年所作《蜀都》等数篇京殿苑猎郊祀之赋外，其他则基本属于继承屈原发愤抒情传统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既有对前人的模拟，也不断地有所突破与变化，表现出自我的创作个性。

东汉前期跨光武帝、明帝与章帝三代，是整个东汉相对强盛及稳定的时期。三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喜好文辞。如杜笃在狱中作《吴汉诔》，文辞高于时辈，为光武帝欣赏，赐帛免刑（《后汉书·文苑列传》）；明帝推重冯衍之文（《后汉书·冯衍列传》）；章帝推重崔骃之文（《后汉书·崔骃列传》）。宗室诸王中能文善赋者不乏其人，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及《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记载，东平宪王刘苍、琅邪孝王刘京及北海靖王刘睦皆长于赋颂。又据同书《章帝八王列传》记载，清河孝王刘庆之姬左小娥善史书，喜辞赋。文士本身对包括辞赋在内的文章的重视程度亦有增无减，如王充《论衡·案书》说：“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扬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像屈原、贾生，奏像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杜笃倾慕司马相如及扬雄之赋而作《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序》则更从阐释的渊源流变的理论角度，高度肯定其重大的社会作用，称赞武、宣赋坛作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凤。”在此种背景下，东汉前期辞赋创作仍呈兴盛势头，且在题材上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开拓。其中尤引人注目的是围绕定都问题，京都赋应运而生（《汉书·淮南王传》载刘安曾作《长安都国颂》，为京都题材的乎出之作，惜未流传下来）；专门描写舞蹈的作品崭露风姿；纪行赋、述志赋也有一定发展。此外，还出现崔骃《大将军西征赋》、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等征戍赋，以及杜笃《祓禊赋》之类专门描定性 了节习俗的赋，杜笃《首阳山赋》、班固《终南山赋》班彪《览海赋》等以自然山水为题的赋（西汉司马相如有《梓桐山赋》，但仅存题目），等等。总体而言，在行文气势上逊于西汉赋的恣纵磅礴，极思尽虑以夸张渲染之习较西汉有所收敛。句式愈益追求整齐骈俪，用典也愈益趋于频繁，这在述志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作家作品用字趋于平易，像班彪的《北征赋》、班固的《两都赋》所用词汇就比司马相如乃至所雄、刘歆平易得多，但仍有部分作家作品喜欢运用假借形声的玮字。

本阶段历经六十余年，大致有两代作家前后相继。前三十年（光武帝时期）的作家大多遭遇过社会的动荡，其创作不免有感时伤乱的情调，忧患意识及抒情性比较浓重，班彪《北征赋》可为代表。后三十年（明帝、章帝时期）国力恢复，政局稳定，社会繁荣，尤其是永平（58—75）年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后汉书·明帝纪》），史称盛世，活动于斯的作家则多颂声，班固《两都赋》可为代表（大部头著述亦然，如王充《论衡》中之《齐世》、《宣汉》、《恢国》、《须颂》、《验符》）。而此时统治者尤喜歌颂之作，如明帝称赏贾逵、杨终等的《神雀颂》、《永平颂》，章帝称赏崔骃的《四巡颂》。明帝甚至在评价前代文人时亦以此为标准，他曾说“颂述功德”的司马相如远贤于“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司马迁，事见班固《典引序》。

东汉中后期是刘氏王朝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的时期。和、安、顺、酷暑、灵诸帝，理国能力一代不如一代，王朝中枢往往被外戚及宦官势力轮流把持，政治异常黑暗腐败。西北边疆。羌、鲜卑等族不断侵扰，朝廷兴师平叛，耗费巨资，再加上频繁的旱、涝、震、疫等自然灾害，广大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灵帝时，终于爆发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动荡局面，皇帝丧失权威，成为地地道道的傀儡。以献帝即位为标志，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了。伴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社会的动荡而生的是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据《后汉书·桓帝纪》，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前，桓帝试图转向黄老寻求精神支柱，曾数次遣吏往苦县祀老子，并祀黄老于洛阳濯龙宫。不少知识分子由政治上对朝廷的信任危机，发展到思想上对儒学独尊的信仰危机，尤其是疏离鄙弃章句之学渐成时尚，“灵帝之末，礼乐崩坏”（《续汉书·五行志》），社会舆论中的精英已非皓首穷经的儒生，而倾向于那些不为章句之学，敢于直面现实、鞭挞朝政、品核公卿、不隐豪强的人物。对儒家章句之学的疏离鄙弃，使文人的兴趣与精力可以较多地投于文学艺术，而文艺创作风气的高涨，又势必使能文之士的社会地位相应有所提高。灵帝光和元年（178）设立鸿都门学，李贤《后汉书·灵帝纪》注云：“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课式，至千人焉。”《蔡邕传》、《杨赐传》、《阳球传》亦说鸿都门学士擅长的主要是“书画辞赋”、“浅短之书”、“方俗闾里小事”，并以此“见宏于时”，获得“不次之位”。灵帝之举虽受到部分大臣的批评，但其毕竟是东汉后期儒家经学地位相对衰微、文学艺术地位相对提高之祢风尚的产物。建安时期，文学大盛，史称为“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宋书·臧焘传论》），这种重文风尚与鸿都门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再，浏览《后汉书·儒林列传》与《文苑列传》二传所收长于儒学及文学之人物，亦大致可见东汉前期与中后期由重儒到重文之社会风尚的变化。前者所收东汉儒林人物凡五十位，其中前期占三十多位，中后期仅十余位；后者所收东汉文苑人物凡二十多位，前期仅五位，中后期主要是后期则有近二十位。前期儒大人物盛，中后期，尤其是后期文苑人物盛之状况甚明。

在此基础上，东汉中后期辞赋创作呈现比以往更加兴盛的态势，作家作品都较以前为多，题材亦空前丰富多样：既有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及悼屈之作，也有咏物及描写音乐、舞蹈、围棋、杂技等诸种技艺之作，还有描写男女婚姻爱情、自然景观及悼亡念丧之作，甚至有描写侏儒、瞽师、梦境及与髑髅对话之作。在思想感情的表现方面，东汉中后期尤其是后期作家远承屈子发愤抒情的传统，近慕与外戚宦官等腐朽势力英勇抗菌素争的“党人”精神（不少赋家本身就属“党人”），愤世嫉俗，尤其是对统治者进行了大胆激烈的抨击，赵壹《刺世疾邪赋》，蔡邕《述行赋》可为代表。悼屈并伤己之作在此时又有长足发展，屈子的人格、文品备受认同与推崇，王逸作《楚辞章句》及《九思》极力表彰屈子的忠贞精神，并对屈作发愤以抒情的性质进行了比司马迁更多的阐释与肯定。如说屈原“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专项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辞章句序》），“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讠朁     ，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骚经章句序》），“屈原放农，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天问章句序》）释“发愤以抒情”之义云：“愤，懑也，抒，渫也。言己身虽疲病，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风谏君也”（《九章章句·惜诵》，释“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之义云：“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九章章句·怀沙》）应奉见“党人”受迫害摧残，慨然以病辞官，追愍屈原，因以自伤，仿骚体作《感骚》三十篇，数万字，更自觉地将对时局的不满，对“党人”的同情与对前贤屈原的追愍纽结为一个创作整体，篇幅之巨，前扎未有。此外，服虔有《九愤》（佚），崔琦有《九咨》（佚），蔡邕有《吊屈原文》（残）。还有一些述志之作，也多表现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情怀，其思想基础，则兼融儒道。某些描写男女婚姻爱情的作品，思想解放，有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倾向。此期的咏物赋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较多情志的寄托，有自况型的，如赵壹《穷鸟赋》；有述感型的，如蔡邕《伤故栗赋》、朱穆《郁金赋》；有讽世型的，如赵岐《蓝赋》、崔琦《白鹄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张衡、王延寿、马融等中期赋家仍然热衷于铺张夸饰的作风，他们追慕司马相如、扬梭，喜欢使用联边及形声假借的玮字，《南都》、《二京》、《鲁灵光殿》、《长笛》等作堪称代表；但他们的某些作品篇制短小，语言趋于平实浅易，抒情性浓重，《归田赋》可为代表。东汉后期赋家作品则较普遍地小品化，抒情性普遍增强，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语方大多浅易流畅，对魏晋辞赋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