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学发展概貌（下）

六、文体形式在汉代亦逐渐趋于多样化。

文 体形式在汉代亦逐渐趋于多样纷盛，自西汉初迄东汉末，产生许多新的文体形式，奠定后世常用文体的基础，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文章各体，至东汉 而大备。”《后汉书》著录的文体，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 辩、祝文、荐、笺等三十余种；任昉《文章缘起》（又名《文章始》）一书收文体85种，各列举一篇早期作品以追溯每体起源，其中有近70种始于汉代，任书分类虽失于琐碎，但并不妨碍我们用以说明两汉文体的多样纷盛。

文人创作是两汉文学的主流，民间创作也取得很大的成就，从总体上来看，两汉文人及民间创作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辞赋、史传、政论、诗歌等品类方面。辞赋是汉代最兴盛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从西汉初贾谊，中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到东汉末赵壹、蔡邕，漫漫四百年间的著名文人无不染指于此，铺采扌离 文，体物写志，佳篇迭出，蔚出壮观，彪炳千古。史传的成就在汉代达到顶峰，标志性的著作是司马迁所撰、被鲁迅先 生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班固《汉书》的文学性逊于《史记》，但部分篇章叙事写人别具特色，明显优于后世同类史传，故历来文人学 士往往将《史》、《汉》并称；此外，《吴越春秋》之类不拘于正史写法的杂史，开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先声，为汉代史传大家族增添了异彩。政论《包括单篇文章 和大部头著述》是汉代相当普及的一大文类，一代又一代文人在这块园地上施展才华，或为单篇，或成专书，络绎不绝地涌现内容充实、思想深刻、感情充沛、文采 可观的珍品名著。汉代诗歌的瑰宝是乐府民歌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汉乐府民歌以其浓重的叙事性、成功的叙事手法，质朴自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 格，以及灵活多样、富于创造性的诗歌形式而卓立诗苑；“古诗十九首”以其高超的抒情艺术，标志着我国早期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

七、汉代人的文学观念基本呈现尚丽与尚用并存的状态。

汉 代人的文学观念基本呈现尚丽与尚用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时人已比较普遍地注意到辞这一纯文学体裁与其他著述的不同的特点，往往以“丽”字概括辞赋的特点， 且持肯定或推崇的态度。如汉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扬雄倾慕司马相如赋的“弘丽”，桓谭称扬雄赋为“丽文”，王充称班固、杨终、傅 毅“赋像屈、贾”，“文辞斐炳”，班固肯定屈原《离骚》“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崔瑗称张衡赋“瑰辞丽说”、“磊落焕炳”，等等。这种观念表现在图书分类 上，就是把辞赋与六艺、诸子等加以区分而独立出来，其实践者是西汉末著名文人刘向。刘向即推崇屈原高尚的志节，亦认同其“垂文扬采”的创作艺术，他的《别 录》把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几类，使诗赋以图书分类中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这种分类。汉 代人对辞赋之“丽”的特点的认识及以屈原为辞赋宗的观念，影响相当深远，而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影响尤为直接显著，如曹丕《典论·论文》辨析各种文体的特 点，有云：“诗赋欲丽”；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先秦至汉文学演进，有云：“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 天。……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其观念与汉人一脉相承。

另 一方面，汉代人又往往基于儒家的政治功利观念，以政论等实用文章为标准来规范辞赋，强调依经立义，注重政教风化、美刺劝戒的作用。如司马迁在指出司马相如 赋“靡丽多夸”之特点的同时，笔锋一转，称相如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朴，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司马相如列传赞》）此后， 扬雄说司马相如赋“文丽用寡”（《法言·吾子》）；汉明帝说司马相如赋为“浮华之辞”，“不周于用”（班固《典引》引）；王充说司马相如、扬雄赋“齐丽而 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篇》）；班固说枚、马、 扬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谏之义”（《汉书·艺文志》），其《两都赋序》则以为武帝、宣帝时期赋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 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诸家之说，或肯定，或否定，态度有异，但立论的基础或标准相同，显然一派美刺劝戒、政教实用的腔调。

总之，汉代文人在伴随着辞赋的盛行而产生较自觉的尚丽意识的同时，又蒙受着浓重的儒家宗经尚用观念的束缚。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冲决政教功利的罗网，对辞赋的艺术特质予以旗帜鲜明的肯定、倾慕与追求，是思想获得较大解放的魏晋文人的历史使命。

八、对政论与其它文体，汉代人更加强调其政教实用的价值和作用。

对 别的文体，汉代人更加强调其政教实用的价值和作用。如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 传》引）后来诸家之说，尤以王充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其《论衡·对作篇》云：“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案书篇》称陆贾、董仲舒之书“皆言君臣 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佚文篇》：“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自纪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可以说，从西汉之陆 贾、贾谊、晁错、刘安、董仲舒、刘向等，到东汉之桓谭、王充、王符、崔宴、仲长统等，写作政论文均遵循着这一方向。即使像《新序》、《说苑》（刘向撰）、 《风俗通义》（应劭撰）之类内容较为博杂的著述，在创作上也有自觉的政教功利性，撰者显然要把自己认同的以儒家为主的政治主张或道德信仰渗透于材料的选 择、加工、编排中，以起到既可规谏统治者从正去邪，又可辅助其推行教化的作用。如此观念及其实践，强化了创作主体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意识与干预精神，特别是 一些侧重指陈朝政阙失的作品，其针对性之明确、思想之深刻、言辞之激烈大胆，的确使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其负面影响则主要是不利于文人在创作题材上的开拓， 在不少文人的创作中，丰富多彩的自然、社会、人生被简化得只剩下政治。清人严可均辑《全汉文》凡六十三卷，《全后汉文》凡一百零六卷，其中不少卷次之作 品，竟为清一色的政论。这种情形，不能排除政论往往备受历代史家重视，多被作为第一手史料录入史著，遂得流传，而其他性质的作品则少有如此机运，故多散佚 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同样受此因素的制约，严辑《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中政论以外的其他作品则明显多于汉代，个中原因在于魏晋南朝人为文 受儒家政教实用观念的影响要比汉代人轻得多。可见，创作观念不能不说是影响作品题材走向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我 们之所以把政论等议论性作品视为两汉文学的组成部分，着眼当然主要在于从西汉初期的陆贾、贾谊到东汉末期的崔骃、仲长统等各市地多作家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具 有文学性。他们在皈依政教、注重实用的同时，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训亦心领神会，且不乏对文采的认同与追求的热情。就连王充这样的相当强调文章政 教实用功能的作家，也有认同文采之美的言论，如其《论衡·超奇篇》称邑人周长生“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为“文士之雄”，讥味“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恶， 文不美润”，《佚文篇》甚至说“文辞美恶，足以观才”，“人性奇者，掌文灌炳”，而且在创作中有自觉讲究整齐排偶之形式美的倾向。与王充创作观念相似的王 符，在其创作实践中进一步显示了对用韵、排偶等形式美的自觉追求。这种倾向在文、赋兼擅的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在于：汉承楚风而变本加厉，为辞赋 的极盛时代，辞赋铺采扌离文的特点逐渐渗透扩张到当时文章 的各个领域。古今论者所谓汉文的赋化，推波助澜的主要人物便是文、赋兼擅的作家。汉文的赋化，有论说文，也有其他品种，而尤以论说文明显。章太炎《国故论 衡·论式》说：“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缛，其次渐与辞赋同流。”若再往前推，可见陆贾的政论著作《新语》已经呈现浓重的赋化作风。陆、贾之后，邹阳、枚 乘、刘安、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王褒、扬雄等的议论性文章，往往借鉴吸纳辞赋及纵横家说辞的铺陈夸饰、宏富辩博的艺术营养，“驰辩如涛波，扌离 藻 如春华”，文采华美，富于气势与力量；流风所及，贾山、严安、徐乐、桓宽、路温舒、贾捐之、贡禹等不以赋著名的作家的政论，亦兼有文辞博丽、气势充畅的特 色，故唐代古文巨子柳宗元《西汉文类序》及《与杨京兆凭书》或直接评文，或由人及文，称西汉文“壮丽”、“壮健”。《文心雕龙·体性》说：“壮丽者，高论 宏裁，焯烁异采者也。”相对而言，东汉文在气势与力量上逊于西汉，但对辞采、骈偶等形式美的重视与追求的风气则比西汉愈益普遍浓重，用王符的话说，就是 “争著雕丽之文”，因而对六朝骈文的成熟及兴盛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顺便稍带说一下，东汉经学界也透露一些喜爱或重视文采的信息，如《后汉书·儒林传》 记李育涉猎古学，读《左氏传》，乐其文采；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提及当时有“治古学贵文章者”。

九、汉代文章、辞赋重视情感的自主表达。

汉 代文人在对诗赋创作动因的陈述中往往认同周《诗》“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群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啸歌伤怀， 念彼硕人”（《小雅·白华》）之类表白，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代赵秦楚民间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王符《潜夫论·务本》指出诗赋“泄哀乐之情” 的性质，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称周代民歌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宣公十五年）的产物。或认同屈原“发愤以抒情” （《九章·惜诵》的创作精神，庄忌《哀时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独便   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司马迁《史记》之《屈原列传》 对屈骚抒发怨愤的创作倾向做了进一步具体的揭示：“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王逸承之，其《楚辞章句》诸序对屈作发愤抒情的性质进行了更多的阐释与肯定。司马迁《史记·太 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则将发愤抒情的命题衍化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在他看来，不仅《离骚》、《国语》、《孙膑兵法》、《吕氏春秋》、《说 难》、《孤愤》等著名篇章为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诸人在境逆中发愤而为，就连《易》、《诗》、《春秋》等被尊为儒家的经典著述，也是在如此遭 际情状下的产物，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便通过著书以抒泄胸中郁结的怨愤，犹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此即所谓发愤著书说，它从普遍意义上强调了作 家困厄愁苦的经历、郁结的怨愤感情所激发的创作动力对优秀作品之生成的关键作用。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牵连，被处以酷刑，忍受奇耻大辱活下来的动力，正是 前人发愤著书的精神，在呕心沥血而成的《太史公书》中，他竭尽才华描绘了各色各样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和性格，也将自己强烈的感情渗透或倾泻于所描绘的 历史人物中，故赢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称誉。辞赋创作方面，从西汉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刘歆《遂 初赋》，到东汉冯衍《显志赋》、赵壹《刺世疾邪赋》、蔡邕《述行赋》等一系列作品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作为汉代文人抒情文学的重要代表， 与以铺采 文见长的京殿苑 猎赋并列为四百年辞赋演变史上的两大品类。某些政论篇章，由于系作者发愤而为，也往往富于抒情性，如贾谊、贡禹、刘向、谷永、王符、陈蕃、刘陶、仲长统等 的作品，不仅以理服人，且以情动人，言辞激切，笔挟感慨，流露了鲜明的愤世嫉俗的主体精神。至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 宋书》等书信，倾吐满腔愤懑不平，感情浓烈，喷江而出，酣畅淋漓，堪称我国早期抒情散文的典范作品。发愤之作植根于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受到不合理现实压抑的 逆境，作为对黑暗社会的抗争，较多流露揭露与批判申报精神，从根本性质上看，这类作品在倾吐怨愤、抒发个性情感的同时折射时代的面影，或与现实政治关系紧 密，《汉书·艺文志》称屈原的发愤抒情之作为“贤人失志之紧赋”，今人称屈骚为“政治抒情诗”，着眼点即在此。汉代的同类作品亦然。

疏 离或冲决“贤人失志”主题的蕃篱，较多地表现人生中的友情、爱情、生死离别之情以及自然景物的清新美好等日常生活体验的文人创作，发生在儒家经学衰微、正 教功利观念难以束缚人心的东汉中后期。此时，诗歌方面，以佚名古诗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已彻底冲破美刺劝戒的政教功用观的桎梏，一变而为抒写男女离别相思、 生命短促之类个人的生活感受及情怀。辞赋方面，源于日常生活的咏物抒情小赋占据半壁以上江山，呈现与“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京殿 苑猎、述行序志赋分庭杭礼并逐渐压倒之的发展趋势。散文方面，一大批无关政教的书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它们或品评人物，或赞美隐逸，或叙游猎及宴饮之 乐，或写陶醉于读书之状，或述夫妇朋友相思之情，或抒被负心人抛弃的哀怨，或斥责世俗小人的势利，篇制简短，富于抒情性；还涌现出了大量写法随便、记述各 种人物轶事异闻的野史笔记。

这些变化连同前面已经提及的尚丽意识及其实践，初步奠定了之后的魏晋文学的基本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