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国５５周年
                              从身边看变化（节选）

                                    ■ 苦涩的谎言
                                       本报记者 马晓鸣

    小时候，父母们偶去赶乡场，我总会跑到很远的山坳上去迎接他们，巴望着他们给我带回几粒水果糖。许多次，父母总是露出惋惜的样子告诉我：糖客（卖糖的人）死了，街上没得卖糖的人了……于是，我就一个劲地为糖客的死大哭，好像糖客就是我的什么亲人。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糖客并没有死，只是父母实在拿不出一两角钱，才以糖客死了的理由搪塞我。在乡村，我众多的伙伴及同学也曾被他们的父母以同样的理由“骗”过。
    转眼，童年时光成了回忆，我早已离别家乡在外奔波。偶回到老家，在繁华的乡场上只见许多家长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回走，塑料袋里再不是几粒水果糖，而是各种饮料、水果、点心……在昔日的山坳上，再也见不到等糖吃的小孩了。
    姐对我说：“你以后回家就不用再从城里给你的外甥带吃的了，城里有的东西在乡场上也买得到。”姐还说，这几年寨上的人家或养猪或种烟或打工，收入是越来越多，拿给小孩们的钱至少都是以“角”计，分分钱都没看见了。
    当我给上小学的外甥讲起这个苦涩的《糖客死了》的故事时，他们却一脸的茫然，不相信有这种事发生。

     * 原载《铜仁日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２日

                                  ■ 记得那年看电视
                                     本报记者 马晓鸣

    我读初二那年，寨上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是一台１４英寸的华日牌黑白电视机。它的主人是远近闻名的万元户。
    每天天还未黑，寨上及邻寨的近百人就陆续赶来，主人已早早把电视机放在阶沿坎上，看电视的人在院坝里或坐或站。那时只能收一套节目，且信号差，主人不时就要去调弄一下天线。我是个电视迷，若放牛砍柴回家晚了，连晚饭都顾不得吃就径直跑去看电视。乡亲们常常边看着电视边重复着那句：这电视里放的东西一晚不同一晚，比看电影安逸多了。
    感谢那段岁月，电视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在我幼小的心中定格并生根发芽。
    高中毕业那年的夏天回家，寨上突然增添了近１０台电视机，万元户家的电视机再用不着摆在阶沿坎上了。那年，我家也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我每晚就用不着不吃饭就跑去看电视了。
    ……
    近几年来，寨上有电视机的人家多得数不清了，而且几乎换成了彩色电视机。
    如今，我到了离家较远的地方工作，年末岁首回家，见村里人家的房上又多了一个“天锅”，父亲告诉我：“现在可收三、四十个台哩！”
    幼时看电视的场面已与我渐行渐远，那样的场面在故乡的村寨再不会出现了。
     * 原载《铜仁日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３日

                                  ■  从人等车到车等人
                                    本报记者 马晓鸣

    ９岁时，我第一次进了县城。那天凌晨鸡才叫两遍，我们就趁着月色，沿着乡村公路走了近两个钟头，才到一个叫长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等了４个多钟头，搭上了一辆岑巩开往石阡的班车，然后再颠簸两个多小时，才抵达我向往已久的县城。
    在县城读书的那段日子，我再次体会到等班车难的滋味。每次与同学们结伴走到长坳时，天还未亮，我们就在公路边捡柴烧起一堆明晃晃的火。当远处传来一两声汽车的鸣叫，我们就站在公路边张望。那时的班车好像没按时发，每天经过长坳的车也就是两三趟，有时是上午８点到长坳，有时是下午４点也没看到踪影。我们常常等得心烦意乱，饥饿难忍。这时，我们就分一两个人去寻找山泉，分几个人去附近的地里扳玉米棒、抠红苕等。终于等到了班车，可往往坐满了人，我们就不得不回家，第二天再来等……
    高中快毕业时，从县城到乡场都有了直达的车，虽然是用吉普车改装的，每天也才一两趟，但与当初等班车相比方便多了。
    后来，从县城直达乡场上的车逐渐多了起来，有中巴、面的、的士等。现在，几乎每个小时就会发一趟车。人们都感叹：原来进城办事，由于车少，一往一返要三天，现在一天就够了。原来是人等车，现在却是车等人了。
    当年等班车的记忆已成为尘封的旧事。

    * 原载《铜仁日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６日

                                  ■  再见了，补丁衣裤
                                      本报记者  马晓鸣

    记忆中的父老乡亲总是穿着补丁交错的衣裤奔忙于阡陌之上，或大或小或密或疏的补丁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叠印。
    我的故乡在石阡县青阳乡龙金村。
    我上小学时，几乎全是穿姐姐们留下的衣裤，且都是打着补丁的。那时，伙伴们都是乱七八糟的穿衣服，不分男式女式，不论多少补丁，唯求能遮羞避寒。记得有一次堂姐要去亲戚家吃酒借穿我的衣服，她的母亲说我衣服上的疤（补丁）少点，在亲朋面前会有面子点。
    那时，乡亲们三年五年添一件新衣服就算是件高兴的事了，平常他们穿的衣裤清一色的是“多姿多彩”的：一件衣服上的补丁可能是白布、红布、黑布；有可能是补丁上又有了补丁；有可能一个补丁是半截裤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若干年”是乡亲们穿衣服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乡亲们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日回到故乡，我去了一趟往年是寨上最穷的堂哥家，只见其晾衣竿上的衣服全是新的，连一块针头大小的补丁也找不到了。在他家院坝上坐了一会，堂哥堂嫂各挑着两筐满满的谷子回家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是穿着还有好几成新的衣服。堂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现在不比往年了，日子好过了，有点钱了，你看寨上有几人还在穿补疤衣服？
    伫于故乡的山路上，看着穿新衣新裤的父老乡亲在田土间忙碌，想着远去的补丁衣裤，我的心中既忧伤又激动。

    * 原载《铜仁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