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周易》？我记得杨庆中教授曾有过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中国人在没有接触西方文化之前，都是依靠《周易》来锻炼自己的思维的。《周易》是古人用来理解宇宙，观察世界，体味人生的一个理论根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认知的理论导向，所以在科技、宗教、人文方面都深深地烙下了易学的痕迹。它的生命力也因此而生生不息的。

   《易》学与传统文学艺术又有着怎样的“理念相通”呢？

    中国的文学作品，以诗歌为例，据现在所知的，最早的是《诗经》，孔子曾经对他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学了《诗》以后，才知道怎么去遣词造句，怎么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经》的语言精炼而朴实，读来朗朗上口，意蕴四散！

    我们说，《周易》有它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这是它传递信息，展示哲理的一个主要途径。但是像爻辞、卦辞又是由文字组成的，而这些卦爻词，极度浓缩，而且精辟，它像诗歌一样押韵，同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虽然卦爻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却有明显的“创作”痕迹，这种创作方式对后代的文学艺术树立了一个坐标。

    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发现美，歌颂美。《周易》对我国美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传统美学中，“生命之美”、“均衡之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是提得最多的几项。

    《周易》最核心的阐释就是“生命”——它强调“生生之德”与“生生之易”。世间只有有了“生命”，才有“生机”；只有有了“生机”才有“美”的呈现。“生命之美”其实就是在宇宙之中，万物万象，和谐相处的外显，这是天地之大“美”。《周易》倡导阴阳和谐，这便成了“均衡之美”的来源。

我们怎么去认识“美”？庄子曾经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真正美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呈现的。在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界出现了“言意之辩”。而言能不能尽意，又是易学家们热衷探讨的问题。从《易》学的角度上来说，言是不能完全尽意的，所以它才有了“一画开天”式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对我国的绘画、书法艺术有着美学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绘画不像西方，它多是“水墨”和“线条”的组成，线条的勾勒，水墨的泼染，遵循的不是“形”，而是“意”。例如宋代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就第一次把《周易》的思想运用于绘画，他认为卦象是用于“图理”的，绘画是用来“图形”的，绘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易象同体”。例如徐悲鸿画的马，墨的浓淡，线条的舒张，把马的“烈”与“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易象同体”的手法。大画家石涛著作《话语录》，其理论基础就是《易》学，从而建立了具有哲学深度的绘画美学。绘画艺术发展到清代，就又提出用笔的“刚德”和“柔德”的问题，而《周易》中的刚柔哲理便成了它们的理论来源。

    中国古代的书法，其“运笔”的能力，是判断一个书法家层次高低的重要标准。而“运笔”讲究的就是一个“刚柔相济”，从而展现“阳刚之力”和“阴柔之美”的不同特性。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并不是去读他的内容，而是看作者运用“刚柔”演化出来的“浓墨暗淡”以及丝丝线条对空间的分割。其实这一切都是《周易》的外在符号和内在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

    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写过一本书——《文心雕龙》，这本书就是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本，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文学理论，这套理论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可以说是后代文学评论著作的原始依据。他用《周易》中“天文人文”的思想来论述文学美的根源；用《周易》中的“刚健”来解释文学上的风骨；用《周易》中的“意象”来说明文学的创作；用《周易》中“穷便通久”的思想来说明文学的发展需要创新。

    我们说《易》学是中华哲学、文化的活源头，从这些细微之处便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