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丑陋的中国人》中探讨红学的“导向”

2004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正式出版，它的作者柏杨，这位台湾的作家也随着“丑陋”一起名扬海内外。《丑陋的中国人》是1984年9月柏杨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次讲座的题目。因为言出惊人，唾沫横飞地在讲台上“直刺”中国人的“脏、乱、差”、“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而受到雷鸣般的掌声。同年8月，这篇讲稿和另外两场讲座记录，以及一些杂文结集在台北出版，题名《丑陋的中国人》。

因为研究的需要，这几天我细细阅读了这本书。坦诚地说，有些失望。因为我翻阅本书的里里外外，除了“痛骂”中国人的“丑陋”状态以外，似乎没有看出其他更深层次的“挑刺”。柏杨先生口口声声道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疾病的临床表现，柏杨先生可能凭借着自己的阅历和犀利的眼光找到了一二，但什么样的疾病根源，导致如此这般的“丑陋病态”，书中不过简单的几句“五千年文化的糟粕所致”来作为对病因的“归结”。

就如同一个病人，到了医院，医生指着他的脸说：“你看看，你印堂发黑，面黄肌瘦，身长脓疮，嘴伴口臭……”病人吓得一个半死，急问是何原因？医生胸有成竹的告诉他：“你身体病得不轻，也许是五脏六腑出了问题，阴阳失衡所致，或许是你爹娘遗传给你的。”怎么医治呢？医生摇着鹅毛扇，又开始摇头晃脑，侃侃而谈：“你印堂发黑，面黄肌瘦，身长脓疮，嘴伴口臭，四肢无力，大病，大病啊……”

柏杨先生高举“丑陋的中国人”，他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声高亢的“疾呼呐喊”，招来万众瞩目，却又让瞩目之人陷入了另一种丑陋——中国人就喜欢窃听隐私，戳人不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东家长，李家短，张二妈的铺盖，王四麻子的碗……

以“拯救”的名义，痛骂表现，不抓根源的“高调”，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许又让国人更加“丑陋”。这不是“拯救”的初衷，更不是目的。

读“丑陋”的感受，又让我想起了红学的现状。学术界，有种声音此起彼伏，响亮而浑厚——“回归文本”。因为曹学考证的细微，索隐探寻的离奇，让人瞠目结舌。于是乎，学术界“呼朋唤友”齐声高呼“回归文本”。要回归文本，还“红楼”以学，这并无可厚非，但是回归文本的前提，就可能导致全方位“痛骂”曹学和索隐。学者们是不是该安静下来细细思量，产生曹学的根源，导致索隐的文化内涵呢？最初我在学习、梳理“曹雪芹祖籍研究”的时候，也很迷惑，如此让人乏味的琐碎和细腻，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前辈学者乐此不疲，流恋忘返呢！后来我读了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才疑云顿释，因为陈先生找到了产生祖籍研究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史官文化。像这样的研究才是“拯救”红学的手段，才是为后辈学子树立坐标的最佳方式，而不是漫无目地“破口大骂”，也不是“王婆卖瓜”式的标榜和炫耀。

“回归文本”，早在考证独霸天下的时候就孕育而生了，这股新生的力量，也在“墙倒众人推”的齐心协力下，汇成了一股有力的“洪涛”，大有一泻千里，直奔东去的架势。然而众人只知道“推”，却忽略了让“墙”往何处“倒”的关键问题。

“回归文本”，“文本”是什么意思？从现有的状态来看，就是一头扎进《红楼梦》的故事世界，“偷窥”贾宝玉和秦钟如何在床上“算账”；分析林如海的财产到底是被林黛玉继承了，还是被贾府拿来盖大观园了；闲话王夫人和儿媳妇李纨之间暗藏的矛盾纠结。这种状态就像柏杨先生在揭露中国人的丑陋之时，又让中国人陷入了另一种丑陋一样。“还红楼以学”，从现有的研究状态分析，“还学”算是做到了。无论是在《红楼梦》中寻找“花边”新闻，还是在故事中梳理纠纷，丝丝入扣，层层深入，那个分析问题的功力，侦破红楼案件的能力，那叫一个绝！

“回归文本”的红学倡导，和柏杨先生揭露“丑陋”的初衷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发展平台和方向。但是“回归文本”最恰当的表达应该是“回文归本”——回到中华文化之中，归于发源之本。可能是因为“回归文本”的表达方式，导致了学人们的认知错误。“回文归本”的称谓，似乎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怎么样才能回到中华文化之中，归于发源之本呢？这个也会因为学者治理学术的方式不同而各显其异，但是有一点是要相同的——始终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去，解释《红楼梦》中的所有现象，以及阐发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本源。在才是“回文归本”的真正意义，也是“回文归本”的唯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