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中，《黎明之前》是比较特别的一部。

在这部剧中，国民党特务机关精于侦察，他们使用的“证据法”和“还原法”，让中共地下人员几乎无处藏身。

什么叫“证据法”和“还原法”呢？就是在一大堆相关资料甚至是垃圾里，翻拣找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点点拚凑，一点点还原，框出目标人物的大致活动范围、行动轨迹，后面的事，就简单多了，只需布下陷阱，静待目标人物出现即可。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而又极为厉害的手段！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谍战，那渔父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是因为，分析历史人物，特别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同样需要用到“证据法”和“还原法”，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必须要了解，需要将这个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解构，再从各种文献资料中，一点点剥离出有用的、合理的信息，进行拚接和还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真实的还原出历史的原貌，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逻辑，这叫“历史重构”。

与我们熟知的周朝相比，商朝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周朝的文化特征，是顺天应人，礼乐文化，这个我们以后会专门讲。

那么，在周之前的商朝呢？

商这个部族，笃信鬼神。当然，这既跟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有关，也跟这个部族的信仰有关。

商族人曾经流传一个神话，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商族人是神鸟的后代。这个玄鸟呢，其实是早先中华民族的一种图腾，后来演变为“凤凰”。

商汤立国之后，祭祀和占卜的传统，深入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商一朝，祭祀、占卜非常流行而且普遍，遇有重要节日、重大仪典，都要祭祀，这种祭祀绝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被当作一种信仰甚至宗教来进行的，必须要杀牲畜、奴隶，专门献祭的奴隶，称做“人牲”。

考古发现，商都遗址每一根立柱下面，都埋有人骨，遗址周围，布满了祭祀坑，每个坑里，殉祭的人骨，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甚至上千！这些人，要么被砍去头颅，要么被活埋，非常的惨！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非常恐怖；而在当时，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且非常神圣的！

每一次祭祀，祭谁，用了多少祭品，都会记录下来，记在哪？刻在牛骨、龟甲上，由负责祭祀的官员保存在商都（现在的安阳），商亡之后，商都成为废墟，这些记录文字的甲骨就埋在地下沉睡几千年，直到1899年的一天，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抓了一次药，无意中发现了药材“龙骨”上的刻划痕迹，好奇之下，一研究，这就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甲骨文”，就这样，神秘的商朝才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商朝，因为祭祀的重要性，负责祭祀、占卜的事务，都由王室贵族把持，称“太师”、“少师”，他们既负责祭祀，又利用祭祀、占卜带来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参与朝政，在朝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商朝，实际是一个半君主半神权的社会，类似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之下，王权与神权既相互利用，又不断产生摩擦和矛盾，尤其是到了商朝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就更加的激烈，势如水火。

帝辛（纣王）的曾祖父武乙也是一位猛人，常年征战，对鬼神之事不屑一顾，他在位期间，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其大逆不道的事儿：辱神射天。什么叫“辱神射天”呢？就是制作人偶，称其为“天神”，武乙与“天神”赌博，“天神”当然不会赢了，武乙就侮辱它；又制作一个皮袋，皮袋里装满血，挂在树上，朝天射它，称作“射天”。

武乙的这些举动，放在今天，不过是熊孩子淘气罢了；但是在当时，你一个君王，完全是狂悖之举。祭司们心惊胆战，恨之入骨，结果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安分的武乙非正常死亡，史书称死于“雷暴”，雷击而死，非常蹊跷。

那么，帝辛（纣王）即位后，也同样面临神权的困扰，面对晚商的颓势，他非常清楚，不扫清神权的障碍，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没的选择，必须向这种宗教体制开刀！

所以，在帝辛时代，宗教神职人员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贵族势力，就经常遭到打压，这就很自然伤及到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及其背后集团的利益，帝辛也因此在历史上落了个“不敬鬼神”的罪名。

打击神权、巩固王权，帝辛的举措无可厚非，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矛盾，是积重难返，希望用雷霆手段快速解决，不可能的。所以，商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就越来越深，也为商朝最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打击宗教贵族势力，只是“破”，想干事，还得“立”。

好比反腐，也是“破”，同样，你不能光反腐啊，对不对？你还得重用人才、发展经济、扶贫，等等，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立”这一块，我只能说，是充分体现了帝辛的个人风格。

帝辛的风格呢，就是太过强势、泼辣，这一风格做“破”的文章，当然优势明显。但是，在需要耐心、小心、谨慎做事时候，它显然又是一大劣势。

比如，政治工作，它需要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团结多数人，分化、孤立少数人，以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减少前进的阻力。

但是显然，帝辛不懂得这个道理；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愿在这上面浪费精力。

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贵族兄弟叔伯他基本不用，直接从下层甚至罪人堆里去选拔任用了一批人，这里面，包括在历史上同样留下恶名的“飞廉”、“恶来”等人。此举毫无疑问，在当时又是极大的一条罪状——“不用父母弟，而用四方之多罪”！但是，帝辛就敢这么干！这就是帝辛！

在这一点上，我们说，虽然符合帝辛的一贯行事风格，爽快嘛；但是，在策略上，很显然，就不如他的祖上武丁，也不如后来的西伯姬昌。

武丁找傅说，他不直接找，跟大家说做了一个梦，梦里说有位圣人叫“说”，于是大家找，果然找到了，顺理成章，傅说就当上了相国。姬昌呢，跟溪边钓鱼的老头吕尚一聊，大喜过望，但是高兴归高兴，准备工作一点也不马虎，也是先造舆论，说什么太公托梦，吕尚是太公早就盼望的人，然后驾车去接，就把吕尚的身份抬高了，吕尚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太公望，担任了周国的相国。但是，帝辛呢，没这么做，他也不愿这么做。

帝辛打击宗教体制、集中王权、调整人事重新建立班底连续“三板斧”下来，对当时社会带来的震动，是非常的大，但是，还没完，还有更大的！

整顿完内政后，帝辛又开始整顿军队。

商朝后期，东夷势力不断扩大，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对商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永久消除帝国心腹之患，帝辛对东夷多次用兵，尤其是对徐州之夷，打了非常大的胜仗，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史上叫“纣克东夷”，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这一时期的商国，无疑是非常强大，《淮南子》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五岭以南的一带地方），后幽都。”又曰：“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