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1，之前看过《扎根》。那段下放的经历似乎也在你的生命中“扎根”了，所以看到这部作品并不陌生。如何评价苏北农村生活对你的写作以及生命的影响？

答：这影响至深至大。我小学二年级就随父母下放农村了，我们家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里都住过，直到我高中毕业上大学。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是刻骨铭心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外来者的这个身份。我们并非是土生土长在那里的，而是外来者，是异乡人，遭遇和感受应该是很不相同的。我尤其看重后一点，对写作而言应该说是一个恩赐。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农村度过，这里面有某种异常的因素。我的乡村其实就是下放地，首先是下放地。流动、迁徙、拔根和扎根，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受制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是免不了的。

2，说实话拿到书时我并不看好书名，觉得此书名各有利弊。“韩迷们”会不在乎，单单你的名字便是一种号召。但对于一般读者，也许会因为艰涩不去理会，但又或许因为莫明其妙而让更多的读者驻足。至少为“英特迈往”这个成语做了一次普及工作。想必你已经多次解释过书名的用意，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碰见“英特迈往”的？又是怎样的“一见倾心”？

答：的确回答过很多次了。我碰见“英特埋往”是曾经在汉语成语词典里翻到过这个形容词，有印象，并且在我的一个中篇小说里使用过。后来为新书起书名，有一个机会重新和这个成语照面，立马就觉得再合适不过。一般来说，我很看中书名，总是书写成以后反复考虑。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给孩子起名字一样。最好的书名，就是出现之后，无论别人怎么说，你都不会再有异议了。说是“一见钟情”也可以。《扎根》、《我和你》都是这样的书名。

3，众多少年的出现皆各有不同，尤其丁小海的出场，让人过目不忘。你采取的叙事手法很独特，各章题目看似不经意，却都属点睛之笔。到了后半章，却又以年份论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答：加速度。前面三分之二时间是停滞的，我着力于“一段时空”，着力于空间。后面，时间加速、一泻千里，用时间标出，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理由在我，既是主观经验的，三十岁以后时间变快，无可挽留，同时也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所显露的。这三十年来，中国变革的速度惊人，日新月异，西方一百年才能消化的东西，我们只需要一瞬间。身处这样的时代，当真是浓缩人生。时间、速度，的确是现阶段（无论个人的还是历史的）需要认真审视的东西。

4，我想说这是今年读到的最好看的一部新书，幽默、冷静又有些残酷。它让我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虽然咱们不是同一时代），我能体会那时的单纯得近乎无聊的少年，怎样度过或困苦或平淡的生活。先前（第一次阅读时）觉得一些粗俗的东西，后来竟读出了好玩和真实。这样不厌其烦描写很多，但并不让人觉得腻烦。不知道你在写作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态？只是想真实记录，还是想达到怎样的效果？

答：谢谢你的评价！无聊与否真的是相对的。在一个无聊之人看来，一切皆是无聊，不是吗？相反，也可以成立。当你满怀热情和兴趣去对待一个东西时，是会具有感染力的。事物的意义是人赋予的，围绕事物的情绪更是如此。异常认真地、幽默地对待无聊之事，无聊便荡然无存了。在酒吧里坐一个晚上，和人聊天，你最希望的是碰到热情、有趣之人，什么话经他的嘴一说，都能让你开怀、高兴。但他谈了些什么，并不重要。回头一想，当真无聊、无意义。有意义的也有，比如谈生意、谈合同，然而谈判本身很可能是极其无趣的。而在我看来，无趣即是无聊，甭管它多么有意义。小说说极端点就是闲聊，再极端点就是张长李短，就是把本质上无聊的东西加工成不无聊的。聊得人热泪滂沱、心脏紧缩那是艺术。

5，小说中在描写各种游戏时，有一句雷同的话“真是什么人玩什么游戏”（原话不是这样，来不及找准确的了），几次出现，是有意为之吗？

答：是有这么一句话。人凭借所拥有的一切表达自我，并在任何事情和活动中留下他的痕迹。不独孩子们的游戏。成年人的笔迹、文章，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口吻都会像那个人。不“住相”的人是不多的，我们在一切事情上住相，这既是创作发明的根据，也是我们的局限。

6，我最喜欢的人物是丁小海和朱红军，可惜丁小海混得不好，朱红军命丧黄泉。其下场，让人感慨人各有命的同时，也在反思为什么，难道那个时代只能让朱红军“去死”吗？他应该有更好的归宿。魏东哪里去了？

答：也不是那个时代让朱红军去死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死亡的事经常发生。即便在那个时代里，朱红军也有可能不死，但我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肯定了他“赴死”的可能性。朱红军的英雄气概，如果顺利发展的话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他英勇无畏，成了时代的弄潮儿，难道不很乏味吗？至于魏东，我设想过他的结局，就是成了一个极其普通的人，甚至连当年的那些恶作剧也完全记不得了。但写着写着，就没有机会写他的故事了。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流向何处有时候不受制约。

7，你跟刊物的联系一直相当密切。办了那么多刊物，最喜欢、最投入的是哪个？透露点办刊经验？

答：早年办民刊，为人所知的是《他们》，历时十几年，出了有十期。两千年，应邀编辑《芙蓉》，大概干了三年多四年不到。办刊时我比较注意发表年轻人的东西，还有就是缺少发表机会的作者的东西，当然必须是好东西。什么叫“好”？那就是一个眼光的问题了。编《芙蓉》的时候我从不和其它刊物抢稿子，你选剩下来的东西我再选。我相信，如果没有上剩的眼光，好东西你是选不走的。办刊物一要热情，二要眼光。可现在由于体制问题，文学刊物的编辑是一个职位，真的有办刊热情和眼光的人不是很多。这一问题可谈的太多，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8，看过一些你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诗歌尽显才情，散文最真情，小说最艺术，你自我评价呢？

答：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体的，都是我写的东西，都是写东西，都是文学。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我觉得更有工作的感觉。它是那种你能每天都写、都用力气的东西。有点像搞项目。写诗则像祈祷，你念念有词、焚香沐浴，恭候灵感的降临。写诗的时候，你不可能主动地做点什么，或者说，主动的行为一时看不见效果。随笔，则像练笔，像写诗一样，有时会碰上佳作。也像写小说，写不成一流的文章，但仍然可以写，有一定的经验垫底，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写诗却是不成功便成仁。工作方式不一样，期待也不一样，但同样都是写作。

9，从你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哪种题材）看得出来你和父亲之间的深情。父亲对你的影响很大吗？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记得你是学哲学的）

答：父亲和我的感情是父子之情，不是师徒之情。虽然他也写东西，但我所学并非来自于他那里的传承。父亲对我影响是全面的，其中自然包括文学，但那是一种氛围性的东西，无形的空气而非有形的实体。我父亲从未料到我后来会写作，也没有在这方面刻意培养我。我的启蒙读物是《今天》，也非我父亲的作品。父亲去世时我刚好18岁，也就是在那一年我接触到《今天》的。这不免意味深长。如果我父亲活得更长久一些，得知我写作的事实，想必是会有一番冲突的。后来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和我父亲写的东西很像，我也有点感觉，这挺神秘。如今，我能用某种专业的眼光来看待我父亲的作品了，应该是相当优秀的，这种优秀是不需要打任何折扣的，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10，感觉过去你是一个低调的人，现在也配合图书公司做一些宣传了，有何感受？下一步作品是什么？

答：低调是一种姿态，我觉得我没有。我只是不习惯抛头露面，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场面。配合出书做宣传，是早就应该做的事，但由于习惯和个性使然，我一直在拖延。如今躲不过去了。写作，并以此为生，作为一种职业，需要为整个过程负责。除了写书，还得卖书。以前我有点不负责任，有点自我和任性。实际上，所谓的专业精神就是能兼顾各个环节，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游刃有余。甚至不仅是卖书，职业生涯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学习。为了保证写作核心部分的自由、余地，其它部分你就得按部就班。我的下一本长篇，大概写知青，应该是对目前流行的知青题材的一次颠覆性写作。试试看吧。

200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