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音可不言

——天津佛教音乐《行道章》等的听赏要诀

   老早写下此文的初稿，放在那里。近十年来回回乡伺候老父母的晚境生活，并先后送走了他们，把写文章改文章的心情破坏殆尽，就放下了。去年送走母亲后，心中再无致命牵挂，才发现田青君也发表了《一首鲜为人知的伟大乐曲——<行道章>》，勾起了我回看自己文章的心情。

   我听这首曲子是十几年前工作原因，听过后思绪久久出不来，感觉太好了，管子吹奏的太好了，乐曲也太好了，太感人了。它几乎就不是给人听的，是演奏者自己吹给老天爷的，是天籁之声。它跟阿炳创作演奏的《二泉映月》，跟中央音乐学院管子演奏家胡志厚教授的演奏的管子曲《秋塞吟》（《秋塞吟》古琴曲，又名《搔首问天》、《水仙操》，表达了一种忧抑悲愤的情绪。曲目前已有资料记载始见于《五知斋琴谱》，金陵派看家曲目。相传为王昭君所作，显然这种说法不可信。后人托作而已。曲意也是借作者心中的昭君际遇表达本人心中故事。胡教授演奏的《秋塞吟》为管子与古筝，由胡建兵改编、编曲），都那么地不同。阿炳是倾诉自己内心的悲凉，不计其他；胡教授是文人专家对于艺术境遇中的人的灵命求索与诉说，其中有人天沟通的表达火表现欲望；而李锦文（即能闻乐师）吹奏的管子曲《行道章》，则只有人天的对话——“老天爷，我只对您说，您听声就好，我无话可说，无事可说。”哦，那感觉，绝妙到家了。后回看此文时，我正好也在看道教经典《西升经·行道章》，发现有点儿对上了的意思了，于是那文章就成如下的样子了。

     道教经典《西升经·行道章第九》的经文如下：

     老君曰：

子若行吾道，当知上慧源。

智亦不独生，皆须对因缘。

各有行宿本，命禄之所闻。

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

宿世不问学，今复与失邻。

是以故得失，不乐于道文。

贪欲利荣宠，受施念恩勤。

更以财相厚，不哀下窭(jù，意为：贫穷、破旧、鄙陋；浅薄、指器量狭小；拘谨。)贫。

必复多嗔恚（chn hùi），无所处定原。

学不得名师，安能解疑难。

吾道如毫毛，谁当能明分。

上世始以来，所更如沙尘。

动则有载劫，自惟甚苦勤。

吾学无所学，乃能明自然。

华要归其实，茎叶如本根。

为道归祖首，以知元始端。

子当无相启，勿以有相关。

   这段话，笔者认为并不难懂，就是说，所有的人世间的物是人非，各有来路，向好与否，要有鉴别，有德行。人若守道，便得道；积德，就能让德扎下根。而且还要努力肯干，公正公益，利及人天。一切得失，崇辱，有无，最终归于无。道与行道的规律，就这么回事儿。

  《西圣经》与《道德经》是姊妹篇，都是老子留给后人的人生智慧结晶，也都就五千余言。但内中智慧，启迪后世，绵绵无绝。“行道章”一词，这是不是最早出现的一个特定的词组？！窃以为，可为是。道教作为宗教出现是公元以后的事情，而老子的“道德”思想，以及他留下这样的哲学思想，则是春秋末期，时在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

  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色是天人合一、悲天悯人的哲学，自古以来皆然，后又汇入儒、道、释精神，并因之而更加丰满、雄浑、扎实、韧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无论于邦国宗族，还是个人的自觉自为，都在起柱擎作用。道家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也都在社会生活与个人成长方面起着综合调剂作用，甚至可以说，无为而至，无为无不为的思想，是中国人，乃至是全人类的生命基因就带有的人本特色。这两种品质，是人固有的思想品质，只是中国人把它说明白了。而后释家的慈悲宽容加入进来，如此以来，中华民族，行道忍隐，心性明彻，自身得以文脉不绝，更兼及天下，播散仁义，使天地万物及世界人民得受福祉。进入21世纪，中国人提出一路一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续写着大同世界、厚德载物的文明主核。

  《行道章》是一首笙管乐乐曲，收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天津卷》（2008年7月出版）中。该卷收了两首《行道章》，这里只谈《行道章》（一），它由原为僧人的李锦文（法名：能闻）管子主奏，另有笛、笙、小堂鼓等伴奏。笔者第一次聆听时，时在十几年前，当时是工作中的审稿校谱听音响，乍一听，就觉得管子的演奏功力厚实淳朴，不是人世间博取声名的演奏，是融入演奏者生命之中的心声和情致的诠释或叙说，没有院校哺育出的艺术塑造的精雕细刻之匠心，而是自然自在，浑然天成，音乐摄人魂魄，自己一边听，一边抹着泪水，一边赶紧找李锦文的介绍，一看，明白了。

  李锦文（1923-2002）法名能闻，生于湖北宜昌，原籍山东德州。他的父亲行伍出身，但也爱好音乐，埙、篪都擅长，这可能给予了李锦文重要的幼学熏陶。在他6岁时，全家由湖北回原籍。7岁时落发为僧，9岁时学习吹管子。他的音乐天资不错，11岁时就吹头管了。16岁时，丧母，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祖国遍地狼烟，民生凄苦。在他18岁时，到了天津，常住城内西关达摩庵。而此间天津社会上已在废庙兴学的社会浪潮中，没有了庙堂的避世生存可能，只有到民间赶经忏，放焰口中讨生活。尽管如此，他还是完全掌握了流传天津佛乐四大名曲《倒提金灯》、《行道章》、《雁过南楼》、《兰花梅》（可能是民间曲牌[懒画眉]的误称）等，并将其融汇到了自己的心脉中。这对于李锦文日后的音乐生涯而言，青少年时所经历和感受到的民族苦难，家庭不幸，社会动荡，显然都会成为他演奏音乐时的情感底色。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李锦文在1951年，即被石家庄评剧团录用，此间开始学习吹笙，板胡，两年后出任为琴师；1957年调入天津评剧院任琴师，甚至做唱腔设计，这样以来，他便具有了全面的音乐艺术素养和演奏功底，1987年退休。因此讲，李锦文的管子演奏，传统技艺是很深厚，表现情感十分深挚，淳朴。有高于传统民间器乐的细致文雅，听后令人感叹。

  李锦文乐师在他退休之后，赶上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收集整理的大好时机，应天津市佛教协会和天津市河北区文化馆的邀请，他积极地参与到了挖掘整理天津民族民间器乐的整理工作中，他拿手的天津北派佛教乐曲，得以展现出来，使我们得以聆听到他奉献的这么好听的乐曲来。他演奏的《兰化梅》、《行道章》、《倒提金灯》、《雁过南楼》这四曲，是一个档次的作品，都是让人能沉浸进去的美妙乐声。他的管子吹奏，技法娴熟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一派天籁之声，我们怎么描述他所奏音乐的好，是不讨巧的。《西升经》的第一章有这样的箴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闻，是故谈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烦。不闻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识音以弦，心知其音，口不能传，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识音，声悲抑音，内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笔者很同意这样的话语心意。聆听李锦文乐师的《行道章》，再读其曲谱时，尤其感觉可以不言，至少是少言为妙，听赏其演奏，胜于语言描述。识音者，可不言。

   那么，我们来一起看看乐谱，了解一下乐曲的章法，内涵，倒是可以客观地了解一些东西。《行道章》的乐曲结构，看“民器集成·天津卷”介绍李锦文时说道，这是一首长达近20分钟的大曲，分散、序、破三章。我们看乐谱，明显地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不长的散板段落，吹奏自由，舒缓；接着，是一个大段的慢板乐章，这应该为“序”；所谓破，即中板稍快的结束段。听其演奏情感，感觉其散板乐章，就是一段情调引入的小段落；而慢板乐章，则长达191小节小节，用时近13分钟。这一乐段，如果按“识音”说，是“声悲抑音，内惟心令口言。”是再恰切不过。长大的乐章，速度由每分钟42拍到中板的每分钟84拍，中间没有明显的段落感，一气哈成，演奏气派，不坠青云。听这一部分时，心境是被摄引的，只觉得他的心声是那样的强烈，于悲切中怆然远逸，合于风云，并不是痛彻心扉的苦感，而只是悠悠然无尽的诉说。

  《行道章》慢板乐章的音乐语言典型的乐句走向，是大跳到高音位置，然后级进下行：

      1·6 1 2｜3·5 2 3（1179页，第二三行主旋律）

   音调的确有悲戚沉痛或沉重感，但能闻乐师的演奏，却以其美妙的声色控制，口气开合，乐句处理，只让听者觉得音乐好听，演奏绝佳，情感动人。其气息控制，心意表达，都在超脱的艺术哲思的范畴，在十多分钟的叙说中，音调不断变化，越发地不觉是悲情，而只是风云际会，人天合和。

最后的结束乐段，用时3分多钟，是个快板乐章，落音于羽，干净利落，音乐不仅无凄苦，甚至有兴兴然的心路走向。好像在说：人生一场，天地同行，生灭无端，有无相随罢了。

  天津《行道章》（一）的谱本音乐，在今天的网络上，依然有音频、视频。用时不一样，但情调趣味、曲本是基本一致的。管子的吹奏，胜过李锦文的，则几乎没有。

  “民器集成·天津卷”在介绍这首乐曲时写到：“能闻和尚演奏的《行道章》，管子音调激越慷慨，悲凉跌宕，曲前有大段的慢板，慢声缓节，体现了人生世路之艰难以及生离死别的痛楚，多用于进行中演奏。”这呢，其实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生离死别，有不少情况，不小的比例，其实也是解脱或者再生。所以，依笔者之所见，这首乐曲，如果从哲学的层面讲，实际也无所谓悲凉凄苦，而是演奏者借一种场合，道了一通生命感言。有一种说法，说哲学是文学的底色，其实音乐恰恰然，还有什么比音乐反映哲学更恰当？！如果说哲学是文学的得色，那音乐就是哲学的声音和活性时空的生命运动，而《行道章》正是我们民族民间器乐中哲学灵命的最突出的代表作之一。能闻乐师，是这样的作品的转达者，描述者，他带着他的生命轨迹与心声，表达描摹出“声悲抑音，心令口言”的音乐境界，而且是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波涛汇入到我们深厚的民族传统音乐的血脉底蕴中的那种磅礴气质……

  “民器集成·天津卷”在其《佛教音乐述略》中说：楼（《雁过南楼》）、章（《行道章》）、灯（《倒体金灯》）、梅（《兰花梅》）被视为天津佛乐的四大名曲。李锦文乐师：“演奏的管子，音乐激越慷慨、跌宕深沉、内涵深厚、禅风颇浓。”作者也说到：这些乐曲“具有元代以来南北曲的遗韵。”

  前面说过：《雁过南楼》（一）、《行道章》、《倒提金灯》、《兰花梅》是一个档次的作品，因为它们都有浓郁的佛道禅意，而实际生活中，无论是佛教音乐，还是道教音乐，用于民间礼俗的用乐时，主要就看用于什么场合，由什么乐人或组织演奏，它们可能是僧人演奏，也可能是道士们演奏，也可能是民间艺人演奏，至于音乐本身的佛道民间三者的属性，则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运用或转换的。

  《行道章》，在河北省也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将其收在道教音乐中，那是一套包括[小跳神一]、[小跳神二]、[行道章]、[古道章]、[扒三吹]、[跑柳]、[六句赞]七个曲牌的套曲，吹打相间进行演奏，与天津的管、笙、笛合奏的《行道章》曲风大不相同。如果说河北的《行道章》带有了明显的民间曲风，那天津的《行道章》，就大大地雅化了，淳化了。张振涛君在谈到河北的民间音乐的深厚蕴含时，用到一个词：“高文化”，那天津的“楼”、“章”、“灯”、“梅”完完全全可以称得上是民间器乐的“高文化”的代表作了。

  李锦文演奏的《兰花梅》音响，网上也有，对照《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天津卷》收录的《兰花梅》曲谱来听时，你会发现是音谱同步的。这说明，其音乐在李锦文乐师内心是扎下深根的，他并不因演奏场所的变化而有变化，就是说，他的演奏不是即兴性的，而是宗法古谱。“民器集成·天津卷” 《佛教音乐述略》中说到李锦文等乐师，他们当初学习这些乐曲时，“都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但同时也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来之不易丢之也难，当他们丢掉佛乐几十载，而到了古稀之年，又重新整理这些曲目时，才真正显现出当年学到的真功夫。像能闻师傅吹奏管子，一支曲子演奏下来需要十几分钟，而能闻脸不变色气不喘，仍然吹奏自如，其风味不减当年。”

  天津佛乐与京津冀地区的笙管乐一样，原本传承于寺院，由于种种原因又传入民间发展，许多曲牌都是京津冀共有但又别具特色的。1988年，天津在大悲院成立了佛乐团，当时的主要人员有：还俗僧人厉兰亭法号极林，还俗僧人李锦文法号能闻，还有来自于自天津津南辛庄佛乐会的李文敬先生的几位徒弟如潘世忠、张世才等。

现今仍可听赏由厉兰亭、李锦文、张世才、潘世忠等演奏《兰花梅》， 此曲有是《懒画眉》曲名的讹误写法，这种现象在民间倒比比皆是。如果是的话，那它最早就见于《宋元戏文辑佚》和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了。无论如何，《懒画眉》在全国的民族民间器乐和戏曲中，有广泛的流传，说明有久远的传承，是肯定的。

再像《倒体金灯》，据“民器集成·天津卷”载，《倒体金灯》为古曲，一说出自唐《金灯令》，另一说法是元曲《剔银灯》之转传。无论是《金灯令》，还是《剔银灯》，都为曲牌名，都有久远的传承，这是肯定的。如北宋诗人范仲淹所作词《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其下片表达的“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这倒是与笙管乐曲《倒提金灯》的意韵是大有相同的呢！这些乐曲基本都用于佛道乃至民间丧事活动中。

五代南唐冯延巳《应天长》词：“挑银灯，扃珠户，绣被微寒值秋雨。”调名本意即咏富贵人家挑亮银制的烛灯。《乐章集》注“仙吕调”。金词亦注“仙吕调”。元高拭词注“中吕宫”。蒋氏《九宫谱》属中吕调，名“剔银灯引”。

  还有，呼应本文开篇：关于民族民间器乐曲运用于佛、道、民间音乐活动的什么场合，并不断定它的乐类属性，这一点，无论是从它们各自本身而言，还是从他们彼此的关系而言，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首先，佛教在传入中国初年，其音乐是有一个如田青君所说的华化的过程。我看，说它自道教活动中开始华化，都是有一定根源性和道理的。道教，是我们本民族的宗教，民间做佛事，赶经忏，往往是佛道同行，曲目互用或共用。

  此文尚不成熟，因为《西圣经》没能完全悟透，读了几遍而已，早着呢，至少没入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