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从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几乎全是志愿者。而从有关媒体的报道来看，在汶川地震灾区已经有大量的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志愿者奋战在救灾的第一线。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民间组织的参与或许是汶川大地震救援过程中的最大不同。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当代公民社会的进步。

民间组织对于灾区的建设性作用，并不仅仅表现在救灾之时，实际上，国际地震灾害救助的经验表明，灾后重建阶段政府也不可能包办一切，更需要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

从有关地震专家的研究来看，大地震后的重建，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地震发生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属于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属于全面灾后重建和对灾区进行全面援助时期；第三阶段属于灾区全面恢复和自立支援时期。所以，灾后重建不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完成的事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阪神地震的灾后重建历时10年；1976年我国唐山地震，最初制定的灾后重建计划是5年，结果遇到的困难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最终还是历经10年之久。所以，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大地震不但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毁坏居民的房舍以及社会基础设施，而且，也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孤儿、孤老、伤残人士等无疑是最突出的问题。但是，在心理学专家看来，大地震过后往往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与经济损失相比，灾难对人的心理冲击是内在的，尽管不为人注意，却也危害极大。解决这些问题固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对此政府也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一方面政府雇员不可能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受灾民众的需求也近乎无限。政府在有限的规模下，也就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灾后重建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有赖于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后，就充分发挥了社会力量为灾民提供各类救助。同时政府也把大量的灾后重建的项目委托给NGO组织来做。这既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又节约了政府的行政资源。实际上，即便在正常的社会中，政府即便能够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但是人文关怀则更需要志愿者以及民间组织来完成。

另外，地震也给灾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大家变得一无所有。当然，政府可以拨款进行基础设施重建和灾民的家园重建，但是，这并不能解决灾民的未来生活的保障问题。而多年来由国家组织的扶贫计划也在实践中证明，效果并不太好。这个过程就也需要相应的NGO组织参与进来，以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和机制灵活的项目，来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并帮助灾区实现经济的重振。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当前发育不良的中国民间组织还难以承担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从此次救灾来看，固然民间救援者们热情高涨，但是，大多数民间的救助皆依赖于自发和本能，缺乏组织性和专业性。另外，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救助的力量也太弱小，并不能满足灾区所需。这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民间组织现状的诸多不足。从长远来看，由于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定位、协调机制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也应该鼓励和支持适应灾区重建需要的NGO组织发展。

如何能够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当需要寻求进一步的制度突破，以破除当前限制民间组织发展的种种不合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