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最后一课
　　　　                                            文/鲁楠
　　
　　从纽约回来后，我疲惫得连续好几天都缓不过来劲儿。但上个星期五，我还是决定去哈佛法学院的Hauser楼去参加格伦顿教授的讨论班，因为这是我本学期在哈佛的最后一课。
　　春天的哈佛校园洋溢着特有的清新气息。当初来美国，曾有人对我讲：当你觉得在美国最舒适的时候，也便是你要离开的时候。现在想来，果然如此。随着漫长冬季的结束，我感觉自己闯过了语言关，也完全熟悉了哈佛的环境，而两个学期的学习也马上接近尾声了。
　　那天，格伦顿教授准备了一些茶点，七八个同学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本学期的最后一个主题：《世界人权宣言》。
　　与以往有些不同的是最后一课的气氛很轻松，大家一边回顾着古老而深沉的思想，以完成一学期思想之旅的最后一站，一边彼此开着善意的玩笑。刹那之间，一份《宣言》变成了凝聚人类文明遗产的地图，在我们这些“哈利波特”的手里浮现了隐秘的线路。白发苍苍但神采奕奕的格伦顿教授非常满意，整堂课笑个不停，好像慈祥的邓不利多（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中的人物，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
　　谁能想到这位女“邓不利多”已经70多岁了呢？她红光满面，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时，她的双脚会以轻快的节奏拍打着地面，好像在跳舞。这位慈祥、可爱的老太太是美国顶级的比较法学家，直到现在她仍然生产着高质量的学术作品。　　
　　我第一次见到格伦顿教授是在去年冬天。当时，冬季学期刚刚结束，北大的张骐教授把我引荐给了格伦顿教授。于是，我决定来听听这位女比较法学家的“西方法律传统”课。当时，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肯尼迪教授的“法律全球化”与安首廉教授的“中国法”，而选择格伦顿讨论班的人加上我还不到10人。
　　我后悔上了老太太的“贼船”，但又不忍心跑掉，觉得开小差太对不起老人家。而很多在哈佛的中国学生也不建议我“追随”格伦顿，因为作为天主教科学院院士的她被哈佛法学院的某些学生戏称为“宗教老太太”。然而，随着课程的深入，我被这位“宗教老太太”深深吸引，成了她的铁杆粉丝。且不说她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深刻洞见，光是那种在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瞬间切换的表演，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这位杰出的比较法学家不仅学养深厚，而且非常慈祥，为了让我在哈佛的研究更加顺利，她特许我可以随时约见她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经常为我提供研究所需要的文献和材料。
　　尽管我数次表示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她却坚持称我为“同事”。在与她平等交流和她的言传身教中，我慢慢地发现其实格伦顿教授一点儿也不“宗教”，尽管她曾经出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在天主教世界声名远播，但她却从不试图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相反，她始终对其他文明的思想保持着敬意，并虚心去了解它们。
　　在课堂上，她每次都会请我讲对某一问题的中国人的视角，而我也很开心地把对中国先贤的洞见分享给她。至今我还记得，在她所主持的第一次课上，我提到孟子所说的“良心”，她立刻背出了这一段的英文原文。她一再地对我说，中国最终也会从其传统文化的遗产中开出现代之花。
　　也许，正是因为哈佛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大师，哈佛才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哈佛待久了，我常常觉得哈佛的建筑并不算好看。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世界级的大师，才使哈佛显得如此不同。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那句著名的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可惜，今天的清华园布满了大楼，却很少见到像格伦顿教授这样的世界级的大师了。
　　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和备考。作为访问学人，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离开哈佛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想起初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走在黄昏的哈佛，仿佛梦游回到了清华园；那么回去之后，走在古旧的清华园，我会不会也开始怀念这里呢？（编辑/赵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