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苏轼词1

——读苏札记之十八

我楚狂人

苏轼存世词作共有369受，数量远少于他的散文和诗。但是，苏轼的词似乎对后世的影响更大，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我想，主要的原因或许有这些：首先是，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词人更加引人瞩目。其次，苏轼开创豪放派词风，是一位引领者，文学史地位非凡。再次，苏轼词确实成就非凡，脍炙人口。再次，苏轼词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更是提升了苏词的关注度。所有这些，就造就了苏轼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根据朱孝臧、龙榆生编校的《东坡乐府笺》来看，苏轼最早的一首词乃是一首《浪淘沙》，作于熙宁五年（1077年）。

《浪淘沙·探春》

宋·苏轼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 墙头红杏暗如倾。 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 东君用意不辞辛。 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

这一年，苏轼41岁，所以，苏轼创作词是远晚于诗文的。

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通常认定为写作于熙宁八年（1080年）《江城子·密州出猎》。也就是说，苏轼创作词不久就产生了他的第一首豪放词。这似乎是骨子里带来的基因。

下面就说一说苏轼词的我见。

一、宋词的繁荣与宋初对词的认识

我曾经多次说过，唐诗宋词在当时就是一种流行音乐。唐人记载的“旗亭唱诗”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一直以为，诗歌就是用来唱的，诗歌与音乐就应该是一个整体。所以，今天不懂音乐的“专家”研究唐诗宋词是弄不明白的。我还一直坚持，词取代诗成为最流行的诗歌体裁，正是因为唐代以后诗与音乐的脱节，于是与音乐结合更密切的词就登堂入室了。如果用这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诗歌发展，可以让问题简明得多。

词，产生于唐，而繁荣于宋，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宋初人对词的定位却是有问题。宋初人把词看做是“诗余”，对词的题材加以限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

何谓“诗余”？诗余，词的别称，因词是由诗发展而来并被认为是诗的降一格的文学式样，故称“诗馀”。这是一种对词的艺术定位。我看下来，主要的定位在于，一是题材，宋初人认为重大题材是诗的题材，而个人的喜怒哀乐缠绵悱恻才是词的题材。二是语言，诗讲究典雅，词讲究婉丽，甚至可以俚俗。但是我我认为，这是宋初人的误解。唐代产生词的初期，词不是如宋初人理解的那样。如挂在李白名下的“百代词祖”之《忆秦娥》末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何等沉雄苍凉，何等的高古典雅。中唐韦应物的《调笑令》是公认的可靠的早期文人词：

调笑令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这首词通过象征的手法描写边塞生活，是作者为抒写戍守边塞的士卒的思家情感和艰苦生活而作。这里有空阔的天地，有思乡之苦，但是绝对没有缠绵悱恻。

至于晚唐，政治生态恶化，唐人失去了惯有的豪迈乐观和浪漫，出现温庭筠这样的唯美主义的词人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词的认识。

南唐词和西蜀词是词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也直接对宋初人对词的定位产生了影响。

南唐和西蜀都是满足于苟安的割据势力，他们只是“一晌贪欢”（李煜词），他们用艺术的精致包装自己精神的猥琐。南唐后主李煜确实是一个艺术天才，他用最白描的手法表达最难表达的感情。真的是“粗服乱头不改其天姿国色”。他们对艺术的追求真的达到了极致。南唐宰相冯延巳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风乍起》）观察之细，写景之精，用词之妙，到了毫颠。而且更是以景写情，可算是绝妙。但是但是就有人不满，这个人就是冯延巳的老板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好读书，善文词。继位后，他特别看重词人。冯延巳就是因词作升官。有一次，李璟取笑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冯延巳因在政治上很跋扈，为固结自己的权势，排斥异己，在太子府上凡是地位高过他的，必然想方设法地除掉。还依仗自己的才学和君主的宠信，肆意欺辱朝臣。所以冯延巳的回答被后人认为是溜须拍马、媚主的行为。但也有人不以为然，比如陆游，他说：“（南唐）衰败不支，国几亡，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语乃如此。”认为应该从历史背景来看君臣的对答。这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一桩公案。但是南国君臣的对话，足见他们的格局。所以，就这样词被定位在“诗余”了。而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宋代前期文坛，而这，就是苏轼词产生的环境。

滁州琅琊山，下同。欧阳修醉翁亭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