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惠州16

——读苏札记之十四

我楚狂人

五、日啖荔枝三百颗4

3.苏轼和陶诗

追求精神自由的陶渊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更是中国失意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所以，很自然地也成为惠州苏轼的精神偶像。我们没有发现苏轼在惠州之前的苏轼“和陶诗”，但是在惠州时期，苏轼至少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这是很惊人的数量。

苏轼一生写了很多“和诗”，但是都是与“活人”的酬答，而与“先人”的“和诗”实在是一个首创。自此以后"和陶"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苏轼“和陶诗”是不是从惠州开始的，我们难以肯定，但是在惠州创作“和陶诗”最多，这是可以肯定的。拒不完全统计，苏轼在惠州的“和陶诗”有一百多首。

关于苏轼“和陶诗”，其弟苏辙有文章这样说：

追和陶渊明诗引

苏  辙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东斋引。

陶渊明逃脱官场的深层次原因这里不想探索。陶渊明厌倦官场， 担任彭泽县令仅80 多天就弃职而去，留下了前股民鬼片《归去来兮辞》，这成为陶潜和仰慕陶潜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宣言。陶潜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 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许也很辛苦，陶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

但是这样的辛苦值得，因为这样的生活是真实的，充实的，踏实的。

陶渊明主动逃离官场，而苏轼是被动被赶离官场。尽管“离场”的境况不同，但是苏轼对陶渊明的共情是真实的。

苏轼仰慕陶渊明，曾想象着把自己与葛洪、陶渊明画在一张图上。“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多次游走于葛洪生活过的罗浮山，为他的丹灶、药池题字写诗； 更流连于陶渊明用诗文营造的“桃花源”里，隔着时空与之唱和。

唱和陶渊明，这是苏轼在惠州的贬谪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他没有直接述说自己的不满和苦痛， 而相反， 他随遇而安， 努力去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环州多白水， 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 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

苏轼用陶诗抚慰自己的心灵。陶渊明诗云： “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很容易引发苏轼的心灵共鸣。

这个阶段，苏轼已经把陶诗当做自己的心灵寄托。苏轼给朋友程全父的信中说：“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

忽然想到柳宗元，柳宗元在永州的诗就很有陶诗的味道，但是更觉清冷。

对于柳宗元的诗，苏东坡曾经发表这样的评论：“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这是把柳宗元与陶渊明相提并论。这个意思是说，柳宗元诗外表平淡而内涵充实，语言恬淡而意境甚美。我以为这样的估价是很中肯的。因为苏轼懂柳宗元，也懂陶渊明。

罗浮山，下同。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