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惠州4

——读苏札记之十四

我楚狂人

一、苏轼与章惇3

4．相权之争

相反，苏轼就没有充分回报章惇的友情。

解决“五溪蛮”是章惇的得意之作，而“元祐党人”出于政治目的，对此进行攻击。这让章惇很悲愤。这场攻击，冲在最前头的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因此章惇责问苏轼。事实上苏轼事前并不知情。但是苏轼默然，没有为章惇开解，也没有劝阻弟弟苏辙。这让章惇很失望，此后两人失和。

章惇罢相，苏轼有没有补刀？没有证明。但是苏轼没有帮助章惇，这是肯定的。所以，当宋哲宗亲政，清算元祐党人，重新起用章惇的时候，“新党”就挑动章惇的仇恨，对苏轼进行报复。所以有人以为，章惇就是致使苏轼南贬的主要推手。据《宋史》载：居相位的章惇，“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

元丰八年二月，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奏，攻击当时已初见成效的“免役法”，称“以害国事”，要求罢免章惇。苏辙的弹劾给了章惇沉重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汝州（今河南临汝）知州。尤为不解的随后苏轼针对章惇再度上奏，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章惇再贬为提举杭州洞霄宫（今浙江余杭道观）。剿抚五溪蛮是章惇颇为自功的政绩，苏轼落难黄州时，曾诗赞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苏轼的倒戈相向，对好友章惇的打击可想而知。

为这事章惇大病一场，随后章惇乞求归乡照顾老父，却不被朝廷所允。章持的次子章持亲奏《为父惇辨冤状》申述，旧党阵营的吕公著、范纯仁都出面抱打不平，而作为好友的苏轼不置一言。旧党元老吕大防觉得迫害过甚，建议新旧两党“以平旧怨”，而苏轼却认为调和矛盾就是无原则的懦弱。苏轼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事方式，促成了他与章惇友谊的裂痕，也激怒了新党人士，更为他绍圣年间的远谪埋下了伏笔。

章惇被贬到了汝州时，苏轼曾有书信一封，算是安慰朋友。信中称“隐居田园是你我由来已久的梦想，现在你先我一步实现了，真让我羡慕嫉妒恨啊。”（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此时苏、章二人处境互换，苏轼却仍是一副幽默诙谐的口吻，这话对正处厄运中的人来说，很容易被视为挖苦和嘲讽。收到苏轼的书信时，章惇正在收拾行囊去杭州。这一次，苏轼没有收到章惇的回信，二人的友谊似乎走到了尽头。

露往霜来，日月其除，1101年，苏轼大赦北归，章惇被贬岭南雷州，此时的苏轼与章惇都已到了垂老之秋。虽然命运一再作弄，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反目半生的苏轼与章惇终归于豁达。当党争的硝烟从心头散去，他们彻底放下了政治执念与偏见，不约而同地经常怀想曾经的过往、追念回不去的从前。章惇四子章援是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苏轼是那届科考主考官，在章惇授意下，章援以门生名义致书苏轼，表达对苏轼的问候。苏轼抱病回信问候章惇，还将亲笔抄录的养生药方集随信寄赠章惇，并说起二人有约：一起隐居并终老湖州。

读回信后，章惇心戚戚然，甚至有了前往见面的想法。但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回复章援书信的一个月后，苏轼溘然去世。崇宁三年（1104年）冬，章惇举家迁居湖州，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湖州章惇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隐居并终老于湖州，章惇最终兑现了三十年前与苏轼的约定。

惠州东坡词，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