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惠州3苏轼与章惇之商洛游山、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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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惠州3
——读苏札记之十四
我楚狂人
一、苏轼与章惇2
2.商洛游山
苏轼和章惇仕途的起点都在陕西,苏轼的第一份官职是凤翔府推官,而章惇的第一份官职商洛县令,正是凤翔府的下属县。这样,两个年轻的官员,因为科考同年,很自然就有了更深的交往。《宋史章惇传》等权威资料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章惇与苏轼同游商洛发生的一件事情:
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为商州令,一起担任考官,主持考试的刘原父认为他们都是国家中才能最优秀的人才,十分尊敬他们。章惇与苏轼相处融洽,非常快乐,一起游玩南山诸寺,寺有怪物害人,人们不敢住宿。章惇住下后,怪物不敢出来。
到达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很狭窄,横木架桥。章惇推苏轼过潭书壁,苏轼不敢过去。章惇平步而过,用索挂着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用漆墨濡笔大书石壁说:“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抚摸章惇的背说:“您一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啊?”苏轼说:“能够自己拼命的人,能杀人啊。”章惇大笑。
这是一件小事,但是足见章惇其人既有胆气,刚毅果决。
还有一件事:
章惇为商州推官,苏轼为凤翔幕佥,在山寺里喝酒。听闻报告有老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看。离老虎还有数十步,马受惊不敢往前。苏轼说:“马都这个样子了,来干什么?”于是转头。章惇独自鞭马向前去,说:“我自然有道理。”已经接近,取铜沙罗,在石头上攧响,老虎随即受惊逃跑。回去对苏轼说:你一定不如我。
商洛山,因商鞅而得名,因“商山四皓”而闻名,宋代又有章惇苏轼的故事,平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
3.仗义执言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进入了不同的政治阵营。苏轼因为受到座师欧阳修的影响,在政治观点上严重受庆历新政老人富弼、韩琦的影响,持保守改良的观点。而章惇受到王安石的企重,以其刚毅果决的性格和出众的才华很快成为王安石变法集团的重要骨干。但是,政治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友情。在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的迫害之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只有章惇。
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捕下狱,宰相王珪说:“苏轼对于陛下有不臣之意。”宋神宗改容说:“苏轼的确有罪,但对我还不敢这样吧?你怎么知道的。” 王珪说:“有苏轼的诗为证。他曾作《桧》诗:根至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龙本在天上飞,苏轼却要求地下的蛰龙,还要在九泉之下去求,这不是诅咒陛下,要造反吗?”
章惇说:“龙并非专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称为龙。”神宗说:“诸葛孔明被人称作‘卧龙’,东汉颍川有‘荀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吗?对于诗人的作品,怎么能这样议论?他自己咏叹桧树,与我有什么相关呢?”
退朝之后,章惇对王珪说:“相公为什么要这样?想夷灭苏氏一族吗?” 王珪说:“这是舒亶说的。”章惇讥讽说:“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吗?”
王珪就是那个对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也要说几句好话的精致的马屁精,位高年尊道貌岸然。但是章惇不客气地剥下他的外皮。
如果没有章惇,没有王安石、曹太后,苏轼也许没有到黄州,就已经死了。那么历史上也就没有了这个文学天才的篇章,没有了那些光耀千古的名篇。
章惇真的敢为朋友两肋插刀。
苏轼在黄州,几乎没有人敢与他通信,生怕再一次引起文字狱。但是章惇不怕,他与黄州时的苏轼经常写信,这让苏轼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