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概述70

——清史札记之四十四

我楚狂人

五、同光体20

4.对同光体的批判4

金松岑、柳亚子的批判3

柳亚子对胡先骕、闻宥、朱玺诸人的动作进行了反击。1917年4月23日，“柳亚子致书社员杨铨（杨杏佛），告诉他曾以两诗回报胡先骕”。6月28日-29日，“柳亚子发表文章，对闻宥提出质问，认为民国肇兴，应该创作‘朗然有开国气象’的诗篇。他表示：要使中华民国的政治走上轨道，必须扫尽北洋派；要使中华民国的诗学有价值，必须扫尽西江派”。7月10日，“柳亚子发表《论诗五首》，回答姚锡钧，认为闽派与赣派本是一丘之貉，不必强为区别；钱谦益、吴伟业虽有失节行为，但盖棺论定，和今日的清朝‘遗臣’还不能同论”。7月27日-30日，“柳亚子在《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斥朱鸳雏》，批评朱玺的《平诗》一文，认为‘亡国大夫’与‘共和国民’的性情，‘天然不同’，鼓吹同光体乃是‘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士大夫之性情’”。

其后，当然朱玺、闻宥等人对柳亚子的论述还是不满，文字官司照常进行，姜可生等支持柳亚子的也有所表态。只是后来争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整个南社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正反映出南社作为文学社团的劣势所在，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光靠雅集和《南社丛刻》并不够。朱玺被柳亚子驱逐出南社，引起了成舍我等人的不满，虽然南社多数人员支持柳亚子所为，但柳亚子还是心灰意冷，将南社主任一职让予姚光。

1917年，柳亚子涉及到的各种文学争论并不止于此，其还参与了宋诗江西诗派之争，其时，唐宋诗之争也在南社内部展开。这些争论尤其影响到了南社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导致出现了南社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汪欣有论：“对于同光体诗派之评价，南社诗人中也有不同于柳亚子、陈去病、姜可生、余十眉、吴沛霖、林庚白等人的看法。1916年南社胡先骕、闻宥、朱鸳雏与柳亚子之间因对同光体诗派的评价发生争论。朱鸳雏因对柳亚子进行人身攻击，柳亚子愤而将朱鸳雏驱逐出社。后引起南社成舍我、蔡守的反对。此事成为南社历史上的一大公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社内部同光体之争愈演愈烈的1917年，恰好也值新文化运动逐步展开，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越来越显著的时刻，所以同光体之争发生于这个时间段实在值得关注。

参与同光体之争，一方面是柳亚子等人对同光体泛滥、同光体代表人物是满清遗民的不满，其实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回应，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所缺失的部分。

直到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入侵的时候，陈衍病死于南，陈三立病死于北，次年，郑孝胥死于伪满洲国，同光体诗派至此而告终结。

但是同光体还是阴魂不散，如胡先骕等人主导的《学衡》杂志还是在宣传着同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