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概述69

——清史札记之四十四

我楚狂人

五、同光体19

4.对同光体的批判3

其三，新文化的批判3

金松岑、柳亚子对同光体的批判2

柳亚子不惜以南社的分裂为代价，坚决驱逐同光体的追随者朱玺，表现了与同光体势不两立的立场。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这场争议的过程：

1917年，柳亚子参与的文学争论主要是关于对同光体的评价。其实早在1912年4月9日柳亚子致书高旭，就批评陈三立、郑孝胥诗“刻意求艰深，病在一涩字”。此信反映出柳亚子对同光体的不认同，表达出柳对诗歌的一些基本看法。

不过四年后，1916年底，这场文学争论的大幕便已正式拉开，肇始者即著名学者吴虞。1916年11月17日，吴虞致书柳亚子，对他的诗歌主张表示“神契”。书中，吴虞批评了陈衍为《东方杂志》编辑的《海内诗录》，也批评了陈三立和郑孝胥，对南社则充分肯定。

此时的争论，虽然有很多口水之争，但是基本上这样的争论还算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双方就同光体的地位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1917年，有关同光体的争论持续发酵，南社成员中有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卷入其中，而柳亚子毫无疑问是其中的焦点人物。。在反对者之中，他们的不同态度及立场使得争论逐渐走入歧途，对南社的发展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反对的人中，胡先骕开了头。1917年3月11日，（南社）社员胡先骕写信给柳亚子，恭维同光体。胡先骕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后来成为名动一时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其主导思想还是维护传统文化。或许是因为胡先骕的治学严谨，也因为胡先骕为文注重说辞，柳亚子虽给予严厉的回击，但是态度尚可。

闻宥（闻野鹤）是支持同光体的中坚人物，1917年6月9日，闻“在《民国日报》发表《怬簃诗话》，引录郑孝胥未刊诗六首，赞誉其为‘清神独往，一扫凡秽，零金片玉，诚可珍也。’”6月24日，闻“继续发表诗话，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是‘执蝘蜓以嘲龟龙’。他不同意吴虞对陈衍《海内诗录》的批评，指责其‘失言’。”而面对柳亚子的质疑，“闻宥发表《答亚子》，称誉郑孝胥、陈三立、陈衍为‘近日诗界巨子’，表示‘誓为西江派及郑、陈张目’，即使‘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

闻宥之后，朱玺也开始有所动作。1917年7月9日，朱玺“发表文章，为陈衍、郑孝胥、陈三立辩护，认为他们对于清廷‘未尝迎合干进’，所作诗‘忧国如焚，警惕一切’，同时攻击吴虞和柳亚子。”7月31日，“朱玺在《中华新报》发表《论诗斥柳亚子》，赞誉郑孝胥、陈三立诗，嘲笑柳亚子不识诗坛派别，并进行谩骂、攻击。” “8月10日-12日，朱玺发表长文，反驳柳亚子的指责，声称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后能‘敛迹自好’，陈三立‘晚节无恙’，攻击柳亚子、吴虞为‘狗党狐群，物以类聚’。”朱玺的态度要比闻宥激进得多。

朱玺则完全是谩骂。这个就完全不是规则内的文学评论与评价，而参杂了其他种种要素。这次争论引入歧途，自然闻宥和朱玺要负很大责任，但是柳亚子在如何回应他们的争论时，用语也有一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