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概述46

——清史札记之四十三

我楚狂人

三、桐城派34

7．桐城派的历史地位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由于新文化运动对桐城派的全面否定，自“五四”至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大陆学界讳言桐城派，这无疑是不公平的。至少，桐城派提倡文风“雅洁”就是应该肯定的，这是健康的文风。而且，桐城派的一些代表作起到了很积极的社会作用，不能刻意忽视，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

1922年3月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古文和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主流文学，桐城派散文作为古典散文的最后一个主流文学流派，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至于桐城派沦为理学的打手，成为科举文的标杆，这是另一回事，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